古巴起义胜利的消息传到北京，立刻引起中共中央的密切关注。从1959年1月3日开始，《人民日报》就跟踪报道古巴最新局势（《古巴人民的反独裁斗争》，《人民日报》1959年1月3日第五版）。但是，中国在最初面对古巴革命时遭遇了某种命名的困难。一开始，毛泽东仅仅将其称之为“古巴事件”（裴坚章主编《毛泽东外交思想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297页）。1959年1月21日，毛泽东在接见来访的墨西哥前总统卡德纳斯时说，“我们认为古巴事件是当前的一个重大事件”；但他同时指出，“亚洲人应该支援他们反抗美国”。随后周恩来、彭真也重申了对古巴起义的支持。当时，刚果反比利时殖民者的斗争也取得了胜利，于是中国就将古巴和刚果放在一起进行宣传（周恩来当时说，古巴成功地“在美国后院打开了缺口”，“这一缺口打开了，跟着就有其他的缺口”。见黄志良：《新大陆的再发现：周恩来与拉丁美洲》，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75－76页）。在卡德纳斯访华期间，上海、北京等城市举行群众集会声援古巴、刚果的反帝斗争，如1月23日上海工人的深夜集会，1月25日北京各界的十万人集会，1月26日上海的八万人集会……同时，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中华总工会、青年联合会、妇女联合会等组织分别致电古巴相关团体祝贺古巴革命胜利。
在古巴宣布建设社会主义之前，中国对古巴政权的性质一直持观望态度。直到1961年切·格瓦拉来华访问时，陪同的中国翻译在能不能将西语的“compa■ero”翻译成“同志”的问题上还不敢做主（“compa■ero”在西语中意为同伴、伙伴；古巴革命者之间一般不用“camarada”，即同志，而是用“compa■ero”），请示了领导之后才决定译为“同志”；因为虽然古巴还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格瓦拉表达了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参见刘习良《一位聪颖好学的革命者》，庞炳庵主编《拉美雄鹰——中国人眼里的切·格瓦拉》，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149页）。不过，在社会主义阵营内，如何评价古巴革命仍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问题。以苏联为首的第三国际不承认古巴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事实上，古巴革命胜利后仅三个月，卡斯特罗就以私人身份赴美访问，会见了副总统尼克松；同行的官员还会晤了美国国务院、财政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进出口银行的代表，试图寻求经济援助，与美国签订新的贸易协定，扩大其在古巴国内投资规模（洪育沂编：《拉美国际关系史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6年，235页）。在美国十一天的访问中，卡斯特罗“表现出一派坦诚的进步人士的形象”，他谈到，“我们希望在古巴建立真正的民主，没有法西斯主义、庇隆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痕迹”。他重申古巴将在美苏之间保持中立，还表示在全世界的冷战中，他的心是“同西方在一起的”（卡斯特罗，1959年1月13日及3月22日的讲话，见帕金森《拉丁美洲、冷战与世界大国（1945－1973）》，转引自《拉美国际关系史纲》，235页）。而中国高层完全知道古巴革命胜利初期的卡斯特罗仍希望跟美国保持良好关系，但他们对此表示谅解。周恩来曾经指示外交部，“我们一定要谅解古巴的处境，要充分考虑到有利于古巴革命长期立足的问题”（《新大陆的再发现——周恩来与拉丁美洲》，76页）。因此，《人民日报》在报道卡斯特罗访美时丝毫没有提他的目的，而是以《卡斯特罗在华盛顿发表演说抨击美国对古巴的干涉和掠夺表示要在自力更生基础上建设古巴》为题刊发了一条消息（《人民日报》1959年4月20日，第四版）。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百姓不知道古巴革命胜利的原因还包括美国在某种程度上的默许，“取消了至少是表面上对巴蒂斯塔的支持”（克劳迪娅·福丽娅蒂《卡斯特罗传》，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279页）。当然，这里补叙这段历史细节，并不是要说明古巴的反美仅仅是话语建构而非历史事实，而只是提示历史被改写的痕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