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革命胜利对中国的影响不仅仅在政治层面，更立竿见影的效果是，它直接推动了全国西班牙语教育机制的迅速建立，而这对拉美文学翻译的积极作用一直延续至今。1960年后，在国家支持下，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上海外语学院、广州外语学院、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北京外贸学院、西安外语学院、北京外语学校等陆续成立了西班牙语专业。1960年仅在北外注册的西班牙语专业学生就超过百人，一届就招收了五个班的学生（赵振江，Hispanista en China，在2002年纪念阿尔贝蒂和塞尔努达诞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但是很多新开设西班牙语专业的大学师资严重不足，于是就从已经留校的年轻教员或其他外语专业的本科生中选派人到北外“国内留学”（比如北京大学1960年招收第一届西语专业学生时只有三个教员，从法语改学西语的教师蒙复地和刘君强以及在菲律宾时学过西班牙语的华侨周素莲。但这样的师资队伍显然很难支撑起一个专业。于是1960年底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决定选法语专业二年级的赵德明、赵振江和段若川以及四年级的张学信改学西语以作为未来的西语教员。赵德明、赵振江留在北大，跟蒙复地所带的60届西语班学习，而段若川同张学信则到北外去“国内留学”）。尽管各校西班牙语专业师资薄弱，但这并不影响西班牙语成为当时报考大学的热门的专业之一。而且很多青年学生是带着对“古巴－革命”的浪漫想象报考的。后来，周恩来为了保证西班牙语人才充足，进一步提出在中学甚至小学开设西班牙语课程。例如，北外附中率先在高中开设西班牙语课程，同时也有西班牙、哥伦比亚等国的友人到中学里承担西语教学工作。这些中学毕业生经过选拔后一部分升入北外西班牙语专业继续学习（据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西班牙语系朱凯教授回忆，她1962年考入北外附中学习西班牙语，已经是第四届西语学生）。同时，古巴从1962年起，每年为中国提供公费留学生名额到哈瓦那大学进修西班牙语。1964年，古巴又接纳了多名中国高中毕业生去古巴学习。五六十年代的西班牙语专业学生都是为国家外事工作培养的，从来没有专门培养过文学翻译与研究人才。学生毕业后都是进入政府机关或留在学校教基本语，当时也没有专门从事西班牙语文学翻译与研究的机构。但是那一代的西班牙语大学生却成为文革以后译介拉美文学的中坚力量。
不仅西班牙语教学在古巴革命后更加直接为政治服务，此时期拉美文学翻译亦紧密联系着政治斗争——以古巴文学为代表的革命文学成为拉美文学几乎唯一的风貌。当中国发表声明声援古巴及拉美其他国家的反美斗争时，文学期刊常常会同步推出拉美文学专辑。1959年至1964年中古关系蜜月期间，翻译、发表、出版了大量古巴及拉美其他国家的革命文学；即使是转译作品也都予以发表（《译文》1955年1月刊登的《稿约》中明确写道，“欢迎苏联、人民民主国家及其他国家古今文学作品译稿”，“非有特殊情形，本刊不采用转译的译稿”。但是在1959－1962年间，由于对拉美革命文学作品的急需，所以该杂志大量采用了转译自俄文、英文、法文甚至世界语的翻译作品）。拉美文学汉译掀起第一个高潮，并成为此时期外国文学译介中引人注目的领域。另外，当时的翻译出版速度亦令人刮目相看。比如，1960年聂鲁达在拉美出版的歌颂古巴革命的诗集《英雄事业的赞歌》，1962年中译本就由作家出版社推出。1962年一部以古巴人民在吉隆滩击退美国入侵为主题的小说获得古巴“美洲之家”文学奖，1963年其中译本就在中国出版（拉·贡·卡斯柯洛：《吉隆滩的人们》，郑小榕等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63年）。此阶段翻译的大多数作品都过于以时事入诗，因此文学性不强。诗人纪廉在古巴革命胜利后的一年里，几乎每天在《今日报》上发表一首诗（徐迟《为了古巴，为了拉丁美洲！》，《世界文学》1960年3月），这些诗很多被译成中文发表。1960年《世界文学》发表的由西语译者翻译的作品中，译自《今日报》和古巴土改委刊物《印拉》的作品超过百分之四十。1960年至1962年间，上海文艺出版社连续出版了三册“拉丁美洲诗集”——《我们的怒吼》《要古巴，不要美国佬》《我们必胜》，选译了拉美二十二个国家的一百六十二首歌颂古巴革命或反帝反殖的诗歌，基本都译自报刊（见各册诗集编译者前言）。这些作品都带有强烈而直接的政治诉求，有些就是为了配合政治宣传而作。因此此时的拉美文学翻译虽然名为“文学翻译”，实质作品的文学性常常被忽视。这一点在译者和出版者方面都是非常明确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在“拉美文学丛书”的广告中明确指出，编辑这套丛书目的在于“使读者对拉丁美洲各国的文学以及他们的生活面貌和斗争情况有所了解”；但事实上丛书所能呈现的拉美文学的样貌是相当单一的（《世界文学》1959年5月封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