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5月20日，蒋介石（右）在台北为去往东京的沙特阿拉伯国王费萨尔送行。此时的蒋介石面对国际外交现实，勉强接受了美国人提出的“双重代表案”，但表示至少要确保台湾当局的安理会席位，“以保障中华民国的基本立场和联合国宪章”，否则他“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对蒋介石来说，联合国作为二战后国际社会的重要舞台，乃是他博取外国承认的重要战场，当然马虎不得；但台湾地方虽小，却是这个蓝色星球上最后一块能够承载其权力的实体所在。从二次革命到抗日战争，失去地盘军阀的下场，蒋介石已经见得足够多了，因此他一口咬定，台湾才是他后半生最重要的东西，为此他甚至可以放弃自己在联合国的一切。所以在万不得已之时，放弃台湾在联合国里的代表权，他是有一点心理准备的。

因此联合国里的“中国代表权”问题，始终是蒋介石的一块心病。他一方面在嘴上立场坚定，高喊“汉贼不两立”的口号，在与各国——尤其是美国——交往的过程中表现得寸步不让；而另一方面，则不时以默许、暗示等方式对台湾当局的“外交官”们进行遥控，以求在实际操作中能为自己争取最大利益。这种说一套、做一套的手段后来被日本学者总结为“重视原则的‘强硬外交’和对美‘协调外交’的实质性妥协”。

只可惜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在1971年中国重返联合国的前夜，蒋介石这种复杂而矛盾的外交手段终于出问题了。

沟通的纰漏

我们的故事要从1971年4月24日说起。这天下午4时，蒋介石在台北的中山楼里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美国总统尼克松的私人代表——罗伯特·墨菲。

两人谈话的内容是当时美“台”双方的最高机密，为了保密，墨菲甚至没有动用美国驻台“大使馆”的电报线路，而是在自己返美后手书了一份报告，面呈尼克松。在这次会面中，墨菲表示他带来了尼克松总统关于“中国代表权”问题的最新构想，那就是“双重代表案”——在美国提出的“重要问题案”节节败退、而阿尔巴尼亚等国提出的“排蒋容共案”呼声越来越高的情况下，美国人认为以“双重代表”的方式将台湾当局留在联合国里，乃是眼下最为稳妥的办法。但他同时也保证，“没有得到蒋总统同意前，美国不会，也无法对双重代表案骤下定案”。

蒋介石对墨菲的来意心知肚明。因为就在6个月以前，他刚向台湾当局驻联合国代表团下达了所谓“汉贼不两立”的指示，声称“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之谋略皆是枉费不成”。因此台湾当局的“外交官”在多个不同场合明确地表达了他们对“双重代表案”的不满，这让美国人十分头疼——就在蒋介石忙着向万里之外的手下们下达重要指示的同时，基辛格也在组织召开“中国代表问题研究会议”，会议研究的成果是一份长达41页的《中美联合国会籍问题全面政策研究报告》。报告指出，继续坚持“重要问题案”的唯一下场，就是美国在联合国里遭遇一次彻底的失败，这不仅会极大地损害美国的国际威信，而且会让所有国家都对美国死板僵化的外交政策产生怀疑。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展现美国渴望永远解决中国代表权问题的诚心与意愿”。

精于算计的基辛格提出了一个堪称绝妙的方案，这一方案的核心乃是“支持新中国加入联合国，同时反对驱逐中华民国”。这一方案不仅能在国际社会面前树立美国乐于解决中国代表权问题的形象，更不用背上“抛弃盟友”的恶名，还能从支持“两阿方案”的国家手里分票，最妙的是假如中国坚持“台湾不走、我们不来”的话，那么这次理亏的就不是美国，而是中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