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4月，美国乒乓球运动员代表团在北京游览长城的确，蒋介石在墨菲面前终于直抒胸臆，坦诚地说出了自己的观点：他勉强可以理解美国人在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难处，但依然希望美国能够以“重要问题案”来阻止新中国重返联合国。不过万一美国人非要提出其他方案的话，那至少要确保台湾当局的安理会席位，“以保障中华民国的基本立场和联合国宪章”，否则他“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毫无疑问，墨菲特使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这位76岁的退休外交官终于从蒋介石口中拿到了可靠的保证，然而当他返回华盛顿复命时，基辛格等人忽然发现了一个要命的纰漏：不知道是不是年纪太大的缘故，墨菲在答应蒋介石提出的条件时，竟然忘了自己没有得到授权，根本没法“确保中华民国的安理会席位”！

于是墨菲这一去之后，美方忽然没了动静。

末日的丧钟

1971年7月15日19时45分，尼克松在没有提前通知台湾当局的情况下突然发表全国讲话，表示“我已派我的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博士，在其最近的世界之旅中前往北京”，同时尼克松将“在适当的时间访问中国”。

这个消息宛若一颗原子弹，在蒋介石的头上炸开了。据说蒋介石闻讯后当场失态，破口大骂尼克松；而台湾媒体也一反常态，称尼克松“险不可测、原无信义可言”“自贬身价、降格以迎”。而也就在尼克松发表全国讲话的这一天，阿尔巴尼亚等23个国家联袂而至，向第26届联大提交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并驱逐蒋介石政府代表”的提案。

惊慌失措的台湾当局“外交官”们依然在做着徒劳的努力，“驻美大使”沈剑虹不厌其烦地与国务卿威廉·罗杰斯确认着尼克松的下一步计划，然而问题在于罗杰斯压根就不知道尼克松的下一步计划到底是什么！基辛格出访中国的整个行程都是高度保密的，而尼克松几乎没有对罗杰斯透露任何多余的信息。

尼克松长久以来对国务院的厌恶终于收获了累累硕果：7月18日，国务院在备忘录中表示“原本机会很小的双重代表案及任何形式之重要问题案”由于基辛格访华消息所带来的冲击，“机会在减小”。而尼克松却在此时丢给了国务院一个最为棘手的工作：在8月初之前，搞定今年联大的“中国代表权问题”提案细节。

讽刺的一幕出现了，尼克松敢于放手让罗杰斯他们去搞，是因为基辛格在北京试探过中国人的底线，而周恩来明确地告诉他，中国不会接受任何形式的“双重代表案”。因此只要美国能让双重代表案进入联大表决环节，那么实际上就已经取得了胜利——因为无论有多少张赞同票，中国都不可能接受以这样的方式重返联合国。然而由于缺乏对细节的了解，罗杰斯等人却将问题复杂化了，他们认为既然中美关系已经发生了如此之大的变化，那么必须要对现有的“双重代表案”进行彻底地修改。而很显然，单单只是将新中国迎回联合国已经不够看了，必须把安理会的席位一并送给他们，才能把台湾当局留在联合国里！

基辛格日后曾讽刺过国务院在对华问题上的愚蠢，他说：“在对华行动方面，中国代表权问题是唯一由国务院主管的事情，因而他们能够一意孤行坚持要这么干。”

很快，压力便从美国人身上传递到了蒋介石身上：7月19日，美国国务卿罗杰斯会见了“驻美大使”沈剑虹，指出“如用双重代表案而不与中共安理会席次，而仍由台湾保持之，亦难获通过”，因此希望台湾审时度势，好自为之；23日，美国“驻台大使”马康卫面见蒋经国，不断劝诱其放弃安理会席位。

玉碎？还是瓦全？

蒋介石很快作出了自己的选择：7月27日，周书楷正式对“中国代表权”问题作出了官方说明：“中华民国”愿意接受美方的一切条件，但希望美国帮助“中华民国”尽量留在安理会内。不过，为了保全面子，在明面上他们还是要对“容匪”的“双重代表案”批判一番的。沈剑虹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对这个拧巴的政策进行了总结：“台湾愿意策略性的让步，是因为评估中共不会依此‘双重代表’的模式来加入联合国。但台湾对外不会公开表示支持‘双重代表权’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