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诗人李白的《蜀道难》使剑阁道与剑门关天下闻名，而这首诗也刻画了唐朝中期的复杂政治形势。剑阁在大剑山和小剑山之间，是一条三十里长的栈道，群峰如剑，连山耸立，削壁中断如门，形成了一个天然要塞。李白通过化用西晋张载《剑阁铭》中“形胜之地，匪亲勿居”的语句，描绘了剑阁的险要与蜀中豺狼的“磨牙吮血，杀人如麻”，直观地表达了其对国事的忧虑与关切。唐天宝初年，安史之乱揭开了盛唐的遮羞布。历史证明，李白看见了唐朝太平景象治下潜伏着的巨大危机，他因蜀道之难而生的忧虑并非没有根据。

学者研究认为，宋代以蜀道为轴线，以成都府、梓州、兴元府等城市为支点，出现了当时全国四大城市带之一的“蜀道城市带”。宋廷为管理金牛道，专门设置了“绵汉剑门路都巡检使”，并设立了与州同级并直隶宋廷中央的剑门关。

何以向东

明代由剑阁转向保宁府

由于元朝国祚百余年，长期定都北京，而明永乐年间也迁都北京。因此，四川与陕西远离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明代统治者对金牛道的经营远不如前代统治者那般重视。

与元代相比，明代金牛道北段线路几乎未变，而南段（广元至广汉一线）则发生了剧烈变化。传统上，金牛道南段是广元－昭化－剑州（剑阁）－梓潼－绵州（绵阳）－罗江－德阳－汉州（广汉）这条西线（下图中最左边虚线线路）。但金牛道南段其实还有一条东线，即广元－苍溪－阆中－南部－盐亭－潼川（三台）－中江－汉州线。

蜀道主要交通线路示意图，来源/李久昌《中国蜀道·交通线路》（第一卷），三秦出版社，2015年，第17页

明代以来，金牛道从广元不再经过剑门之险，反而选择绕道东边的保宁府，时人称西线比东线能近至少200里。现代学者在实地考察中也发现，东线与西线驿道相比，西线从成都出发以平原、浅丘与平坝地形居多，但东线则要不停地翻山越岭，以山地、深丘与中丘地貌为主，道路更加曲折艰难。

因此，从距离里程和通行难易来看，东线明显不如西线。那为何明代要选择一条又险又远的道路为驿道主线呢？这是明代此地区行政建置变化在交通道路上的反映，看看下方明代地图就清楚了。

金牛道南段西线（粉色路线）与东线（蓝色路线）示意图，起点为广元-成都（红色框）。底图/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标注/付喆

自明代起，保宁府（图中蓝色框）的政治地位大大上升，成为分巡川北道治地，清初一度成为四川省会治地。而此时的剑州（剑阁与剑门关所在地，粉色框）只是一个隶属于保宁府的散州。不仅如此，广元也由广元路降为广元府，寻又降为广元州，又再降为广元县，其政治地位一步步降低。

因此，传统西线线路上的诸多城市在明代的政治地位都从属于保宁府，难以与其争锋。除此之外，原来主线（西线）的绵州在明代分属成都府管辖，更加分散了西线线路上城市的凝聚力与影响力。

与此相对，东线却在保宁府下焕发生机。除保宁府治外，东线上还有潼川州（上图两蓝色框），这两地对明清巴蜀地区的社会经济影响巨大。因此，川北的政治中心已移至保宁府（今阆中）。总的来看，明代金牛道地区西线诸城市的政治地位远低于东线诸城市。正是政区地位的变迁，促成了金牛道南段主、支线的易位，西线逐渐被东线取代。

学者认为，行政建置地位是地方地位升降的晴雨表，而交通道路往往依托于政区设置。沿途城市的级别越高，旅人与官员在途中能获得帮助也就越多，这当然是符合常理的。因此，明代由广元去往成都的道路不再经过剑阁，而是向南经过保宁。由于东线里程较远，多出三百余里，因此西线并没有完全荒废，一度形成两线共存并用的态势。

终明一代，阆中是金牛道南段地位最重要的城市，这个吸引力可说是明代金牛道南段东移的最重要原因。因此，如果官道绕开保宁府、川北道，而选择传统的剑阁道在政治上是不合情理的。尤其到了清朝初年，清军在四川地区先后与大西政权和南明政权对峙多年，而清军的基地就是保宁府。在军事上，保宁府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出来，清政府再次设省治于此长达十余年。总而言之，行政建置变化与军事需要是明至清初金牛道南段东线的兴起与西线剑阁衰落的重要原因。

阆中位置。来源/纪录片《地理中国》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