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青铜古典天文仪器的最后杰作

曾有一葡萄牙传教士穆敬远（P.JeanMourao）参与了康熙晚年的九子夺嫡事件，可惜站错了队，支持后来成为“塞思黑”的九阿哥胤禟，那自然是没什么好果子吃。有这些事情的刺激，雍正也继承了康熙晚年的禁教政策，但在宫廷中仍然保留了西洋人的位置，还戴上了西洋进贡的眼镜。雍正在宫中看到康熙时代留下来的西洋温度计、望远镜、玻璃镜之类，有些不认得的，就让传教士进宫来“认看”。有些东西，雍正觉得“甚好”，然后交给内务府造办处仿制，并把上面的西洋字改成中文。雍正元年（1723），耶稣会士戴进贤（IgnatiusKgler，德意志人）创作《黄道总星图》，以黄极为中心，以外圈大圆为黄道的二幅南北恒星图，此图以直线分为十二宫，边列宫名，节气随之，星分六等，它参考南怀仁的《灵台仪象志》，但又有补充。在这二幅图内，戴进贤还描绘了蛾眉相时的金星、太阳黑子、木星的条斑和四颗卫星、土星环与五颗卫星、火星的黑暗表面及月面图等现象，这包括了伽利略（1564-1642）、乔凡尼·多美尼科·卡西尼（1625-1712）、克里斯蒂安·惠更斯（1629-1695）等人的天文发现。

到了爱写诗的乾隆，对西学的兴趣就更淡了。他有一首诗是这样写的：“皇祖精明勾股弦，惜吾未习值髫年，而今老固难为学，自画追思每愧旃。”说的是爷爷康熙帝西学水平高，自己小时候没有好好学习，现在年纪大了，感觉很惭愧。数学这件事很大程度上的确是童子功，即使到了今天，大部分人的数学巅峰水平也就是高三那年。乾隆此时已经年迈却还没学过最多相当于初中程度的勾股弦，这数学水平就更提不起来了，在缺乏基本数学修养的前提下，乾隆本人的天文学素养肯定无法与康熙相比。

在康雍乾三代，钦天监长期由西洋传教士主持，戴进贤后来就当上了钦天监监正。明末编成的《崇祯历书》与康熙时编的《历象考成》，都采用了第谷体系，这是一个并不赞同哥白尼日心说的旧天文体系。第谷还只能用肉眼观测天体，而到了乾隆年间阮元都能对着望远镜望月写诗了。西方的现代天文学在观测、理论方面的进步更加突出，开普勒提出的椭圆运动三定律，颠覆了第谷体系，雍正年间用第谷的方法推算日食已不太精确，于是有《历象考成》之作，以钦天监监正戴进贤、徐懋德（Andre Pereira，葡萄牙人）与汉人梅珏成、何国宗、蒙古旗人明安图等负责考测推算，乾隆七年（1742）书成，采用了开普勒（Johannes Kepler）、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卡西尼（Jacques Cassini）等人的成果。

玑衡抚辰仪，仪重5145千克，仪高3.379米，现位于北京古观象台台顶。乾隆九年（1744），乾隆皇帝到观象台，看到台上的仪器都是西洋的构造和制度，遂下令钦天监按照浑仪的制度、西法的刻度铸造一架中西合璧的新仪，玑衡抚辰仪被誉为“大型青铜古典天文仪器的最后杰作”

康熙初年南怀仁监制的天体仪、赤道经纬仪、黄道经纬仪、地平经仪、象限仪和纪限仪，康熙末年纪理安监制的地平经纬仪，到了乾隆年间，戴进贤创制的玑衡抚辰仪，几代耶稣会士结合当年西洋天文学成果制造的大型天文仪器，在观象台矗立多年之后，迎来又一批西洋人。这是19世纪末的一批西洋旅行者，他们把观象台的仪器照片传回西方，甚至传到1889年的世界博览会上。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德、法两国侵略者曾把这8件仪器连同台下的浑仪、简仪平分，各劫走5件。法国将仪器搬到法国使馆，在1902年归还观象台。德国则将其运至波茨坦宫展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根据《凡尔赛和约》规定，这批天文仪器于1921年被装运回国，重新安置在观象台上。

参考文献：

张柏春：《明清测天仪器之欧化》

韩琦：《通天之学：耶稣会士和天文学在中国的传播》

常春兰、马来平：《康熙朝日影测验与儒学》

陈志辉：《近代与否之辨：19世纪七八十年代欧洲人对北京古观象台的双重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