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如果不知道此礼节,想要忍住待到仪式结束,则更有可能失仪,甚至可能遭到处罚。
明英宗时,刑科给事中曾瑄因为早朝时内急,不知是怕禀报失礼还是真的太着急,竟然直接在殿前丹墀(即宫殿前的台阶)失禁,在诸多同僚面前丢脸不说,还引得明英宗大怒,将其一降到底,贬为福建连江县主簿,从此仕途黯淡。
曾瑄之后,明世宗嘉靖九年(1530)十一月,太常寺卿陈道瀛奏祭祀,咳嗽失仪,遭到御史陆琳弹劾。明神宗万历元年(1573),谭纶因咳嗽被夺俸一月。可见,若明朝官员身体不适或内急选择忍耐,承担的风险实际上比告退离去要高得多。明朝早期,对于失仪的处罚多有杖责,隆万年间之后,罚俸、降调、去职则是主要手段。
这类失仪尚且不会导致什么严重后果,但在排班问题上的失仪,除了引起礼仪原则的讨论外,严重的甚至会造成朝臣之间的对立。所谓排班,即朝会时的排序。洪武初年规定,以品次排立。朱元璋下令制作百官班序牌,列宫殿前阶梯左右的木栅,规定文武百官上朝时需按排序排立,违反者要受到惩罚。
后来的明代皇帝虽多次强调,但实际上没能起到约束作用,关于官员上朝时品级混乱等问题屡被提及。明武宗时期,文武百官例赴灵济宫学仪,成国公朱辅与定国公徐光祚争为班首,原本是成国公朱辅列于班首,而徐光祚则失仪欲与朱辅争夺,官司打到明武宗朱厚照那儿。明武宗各打五十大板,二人同时处罚,实质上则表明对徐光祚的支持,继而引发了勋贵之间的矛盾。
随着洪武、永乐这类强势君主的逝去,官员们逐渐也不再那么在意失仪的事情。据历史学者邱仲麟研究,明中叶以后,明代朝仪逐渐无序,朝臣在朝堂上愈发肆意。对于各种乱象,明朝皇帝也有整顿的想法,《明世宗实录》载,嘉靖年间,皇帝见到朝堂上毫无秩序大为光火,上谕发鸿胪寺,要求鸿胪寺整治朝堂上随意咳嗽、吐痰、窃窃私语的官员。
但显然,嘉靖皇帝的整治效果并不明显。万历初,甚至出现了百官服色、束带都未遵从规定;行礼时也出现了咳嗽、吐痰的现象。这一点也体现在同时期的礼科都给事中林景旸的疏陈中:
“近日以来,朝仪不肃,人心滋玩。入掖则互叙寒暄,声闻上彻。及至丹墀,则转相回顾,嘻笑自如。侍班而唾涕不已,序立而倾跌失容,甚至称疾偷安,任情高卧。”
到了这时候,官员若在朝堂上告退前去解决内急,也不必如明初一般如临深渊,至于是否失仪,在意的人也越来越少。明代中后期的官员“失仪”行为逐渐增多的同时,早朝也越来越少,官员上班时内急的情况也就很难出现了。
荒废的朝会与摸鱼的君臣
明初的高压模式对皇帝与朝臣的治政态度有相当高的要求,也就注定了无法长久维持。即便在明太祖生前,许多奏事规则也发生了改变,礼仪变得轻松随意。不过,其作为主要政务处理的功能仍被保持下来,早朝处理不完就开午朝,午朝处理不完再开晚朝,明朝君臣仍然需要高压工作,内急的事应该也不少见,这种情况一直到宣德十年(1435)时发生了变化。
宣宗英年早逝,英宗冲年即位,登基时仍为一孩童,无法承担朝会处理事务之责,更无法像父祖一般亲自裁定事务。一番争论下,诸勋贵与大臣达成共识,选择削弱早朝的理政功能,规定早朝奏事类目与数量(《春明梦余录》)。
此外,辅政大臣令通政司先一日将即将处理的事务交由内阁预先处理,皇帝只需照着回答即可。早朝奏事减少这一传统在英宗成年后并未取缔,而是因袭了下来,明朝君臣在朝会上开始了“摸鱼”阶段。其后的成化年间,又删减早朝特定日期的奏事数量,加之内阁票拟、司礼监批红、廷议等制度的逐步成型,早朝已经遭到沉重打击,逐渐成为一种政治礼仪,除重大事件外,很少处理实际政务。明代具体的政务处理中心便由早朝移于内阁与六部。
文渊阁,明代国家藏书之所和内阁学士议政的政本之地。来源/纪录片《中国通史》截图
到隆庆皇帝驾崩,神宗万历皇帝继位以后,张居正摄政,为顾及年少的万历皇帝,又将朝会改成逢每月三、六、九日和朔望(初一和十五)不到三天一朝,“日朝”从此不复存在。
除了规定的早朝日期减少外,明代中后期还出现了由皇帝主导的各种长期停朝的情况。如于慎行所说:“自甲午(嘉靖十三年)以后,凡三十余年不视常朝,即岁时肄礼,惟讲会同之仪。”到了万历十七年(1589)后,皇帝上朝的次数更是屈指可数,这也导致了“上久不视朝,是日遣内使言奏对数多,不耐劳剧”。
曾经风行于各类文学作品中“万历皇帝二十八年不上早朝”这一说法,某种意义上,确实指出了万历皇帝的摸鱼和懒政,但其上朝次数虽少,也还没到二十多年不理朝政的夸张程度。万历皇帝的荒政在于其积压奏疏不发、官员任用迟钝与久不决策,就像是拖延症一般,而不是不上早朝。毕竟,彼时的早朝上只徒有其表,国事的讨论退居其次,引奏、谢恩等例行公事成为早朝的主要任务。这时,上不上早朝,也就没有那么重要了。
明神宗坐像轴,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自明初开始,明太祖朱元璋事无巨细一管到底,造就了明初繁琐复杂而又时间冗长的早朝,也让洪武、永乐时期的诸多官员不免遇到早朝时内急的困扰。朱元璋可以如此,却很难要求自己的子孙和他一样成为工作狂,早朝制度不免走向有名无实的尴尬境况。
随着正统以后早朝政治功能的逐步削弱,早朝开会时间越来越短,朝会次数越来越少,一直到万历以后几乎不朝,困扰官员的内急之忧,也销声匿迹于明代的政局变动之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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