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口号”发布70周年了。回顾这段具有非凡意义的历史，我们不能不提起一位德高望重的人，我国近现代历史上杰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我国民主党派的重要创始人和领导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第一任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先生，因为，他是“五一口号”的直接见证者、响应者和实践者。
直接见证“五一口号”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了《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次日，毛泽东致函在香港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和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沈钧儒，信中说：
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订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国内广大民主人士业已有了此种要求，想二兄必有同感。但欲实现这一步骤，必须先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一个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讨论并决定上述问题。此项会议似宜定名为政治协商会议。一切反美帝反蒋党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均可派代表参加。不属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反美帝反蒋党的某些社会贤达，亦可被邀参加此项会议。此项会议的决定，必须求得到会各主要民主党派及各人民团体的共同一致，并尽可能求得全体一致。会议的地点，提议在哈尔滨。会议的时间，提议在今年秋季。并提议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本月内发表三党联合声明，以为号召。此项联合声明，弟已拟了一个草案，另件奉陈。以上诸点是否适当，敬请二兄详加考虑，予以指教。三党联合声明内容文字是否适当，抑或不限于三党，加入其他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联署发表，究以何者适宜，统祈赐示。兹托潘汉年同志进谒二兄。二兄有所指示，请交汉年转达，不胜感幸。
此信实为对“五一口号”第5条“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进一步补充。从信中也可以看出，中共的“五一口号”绝不仅仅是宣传，实际上扎扎实实的政治协商已经开始。
积极响应“五一口号”
收到毛泽东的信，李济深当即就对潘汉年表示完全支持毛泽东的提议，并立即行动起来，开展了一系列响应“五一口号”的活动。
1948年5月3日，李济深召集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讨论中共“五一口号”，他说：“中共‘五一口号’坚持党派协商，联合政府，足见共产党不搞一党专政之诚意。本党同志应深刻反省，站到民主阵营中来。”在获得到会人士一致赞同的基础上，5月5日，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郭沫若等12位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联名致电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并向国内外各报馆、团体及全国同胞发表联合通电，表示完全赞同中共中央的倡议。通电指出：“南京反动政府，窃权卖国，史无先例……同人等日深焦虑，力图对策，盱衡中外，正欲主张。乃读中国共产党‘五一’劳动节号召第五项：‘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除电达中共表示同意外，事关国家民族前途，至为重要。全国人士自宜迅速集中意志，研讨办法，以期根绝反动，实现民主。用特奉达，至希速予策进，并盼赐教。”
从6月份起，为了扩大和巩固革命统一战线，为新政协的召开做准备，各民主党派又以香港为中心，开展了一场内容丰富、引人注目的新政协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各民主党派就如何召开新政协、建立新中国的问题，纷纷发表宣言，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主张。
6月25日，在李济深的带领下，民革中央发表了响应中共“五一口号”的声明。《声明》表示民革完全同意中共的建议，中共提出召开新政协、商讨建立民主联合政府问题的这一建议，既符合孙中山当年的建国精神，“亦为本会行动纲领所明白规定”，并根据孙中山先生的遗教，本着“建设一个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主幸福的新中国”的目标，对新政协的筹备和召开，提出了四项政治主张。
在民革发表响应“五一口号”的声明前后，其他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海外华侨也纷纷以各种方式发表通电、声明、宣言、告全国同胞书，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号召。
1948年8月1日，毛泽东电复李济深等12位在香港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复电指出：“诸先生赞同敝党五月一日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一项主张，并热心促其实现，极为钦佩。”并要求各民主党派迅速就召集新政治协商会议的时机、地点、何人召集、参加会议者的范围以及会议应讨论的问题等共同研讨。同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上海局、香港分局并告吴克坚、潘汉年电：欢迎各民主党派来解放区商谈和进行准备工作。电文指示：“与李济深、冯玉祥、章伯钧、谭平山及其他中间派反蒋分子保持密切联系，尊重他们，多对他们做诚恳的解释工作；争取他们，不使他们跑入美帝国主义圈套里去。是为至要。”
努力实践“五一口号”
李济深在民革发出响应中共“五一口号”的声明以后，就一直在反复思考如何实现争取美英改变对华政策、扩大革命统一战线、结束蒋介石独裁统治、筹备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等战略问题。作为对毛泽东1948年8月1日复电的积极回应，李济深立即给已抵达解放区的民革中央常委朱学范发电，要他代表民革向中共中央表示“民革愿意与中共合作，共商国是，并尽早就成立新政协和民主联合政府问题交换意见”。同时，派民革中央常委蔡廷锴、谭平山作为民革代表首批奔赴解放区，把他对以上战略问题的思考和建议带给中共中央。
1948年底，李济深请黄启汉转交他写给白崇禧的亲笔信：“革命进展至此，似不应再有所徘徊观望之余地……望站在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立场，依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反独裁、反戡乱主张，赞成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组织联合政府，立即行动，号召全国化干戈为玉帛，其功不在先哲蔡松坡之下也。”
李济深还派人在国内外积极开展军事策反活动，亲自给傅作义、阎锡山、程潜等写信要求他们相机举行起义，或暂时保存实力，不再为蒋介石卖命。
李济深的策反工作也有人表示异议，他们认为，民革的重要工作是与共产党合作，召开新政协组织民主联合政府，“策反工作固然重要，可责成军事小组的同志去做，不必事必躬亲，分散精力”。李济深不同意这种观点：“民革不在策反方面做出成绩，将何以交待新政协？何以交待联合政府？”“我们应该去尽力瓦解蒋介石的军队，来配合中共的军事进攻。”所以，尽管中共一再邀请李济深北上，但他以“瓦解蒋军工作为重”，在“国民党将领纷纷与他联系之际”，“期待有所作为”，直至1948年底才成行。
1948年10月，就在李济深63岁诞辰之际，中共中央委托高岗、李富春在哈尔滨约集陆续到达东北解放区的民革、民盟领导人蔡廷锴、谭平山、朱学范、李德全、沈钧儒、章伯钧等人，就中共起草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多问题》草案进行座谈，征求大家的意见。随后中共中央又委托华南局方方、潘汉年、连贯等人，将这个草案转交在香港的李济深、何香凝等民主党派领导人征询意见。各民主党派对草案作了认真讨论，并提出了若干意见和建议。11月25日，高岗、李富春又与在哈尔滨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在吸收各民主党派一些合理建议的基础上，对《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多问题》进行了协商，并达成了共同协议。
新政协筹备工作的开展，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在1948年11月，许多国家的记者纷纷来到香港，就中国国内形势、新政协会议、民主联合政府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外交政策等问题，访问李济深。李济深代表中国民主党派热情地接受了访问，坦率地回答了他们的问题，他对西方各国记者的一系列问题简明扼要、合情合理地回答，在国内外均获得良好反映，产生了很大影响。
“北上”到达东北解放区
1948年12月26日李济深等30多位民主人士从香港乘坐挪威籍货轮“阿尔丹”号，经过12天的艰苦航行北上到达东北解放区。1949年元旦这天，李济深在船上眺望茫茫大海，应茅盾先生所请，即兴作诗抒怀：
同舟共济，一心一意，为了一件大事！一件为着参与共同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康乐的新中国的大事！同舟共济，恭喜恭喜，一心一意，来做一件大事。前进！前进！努力！努力！
这首诗充分表达了李济深响应“五一口号”，决心参与建设新中国伟大事业的心声。也在1949年元旦这一天，香港《华商报》发表了李济深在离港前就写好的题为《团结建国》的元旦献词。在献词中，李济深以喜悦的心情欢呼：“人民革命已获得决定性的胜利”，一切民主阵线的朋友、爱国的人士“都应准备其知识能力”，“为建立一个民族独立、民主自由、民生幸福的新中国而奋斗”。这篇文章更是李济深对国家美好前途的设想和希冀。
1949年1月22日，到达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55人联合发表题为《我们对于时局的意见》的声明，明确宣告“在人民解放战争进行中，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贯彻始终，以冀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这是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第一次明确提出在政治上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声明对毛泽东主席1月14日代表中国共产党发表的时局声明中的民主和平八个条件，表示“彻底的支持”。这八项条件即是：“战争罪犯必须惩办；伪宪法和法统必须废除；一切反动军队必须依民主原则改编；官僚资本必须没收；土地制度必须改革；卖国条约必须废除；南京反动政府与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利，必须接收；而将要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和将要成立的民主联合政府也必须拒绝反动分子的参加。一句话归总，就是人民革命必须进行到底。革命进行到底的一天，便是真正的和平到来的一天，全国解放到来的一天。解放了的人民，力量是无比强大的……我们敢相信，把反动政权摧毁以后，我们能以较短的期间，建设成一个和平、民主、自由的新中国，人民民主共和国。光明的远景在我们的前面，我们应一致努力。”这份声明深刻表明了中国各民主党派代表人士为建立和平、民主、自由的新中国的决心和态度。
投身新政协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开幕，会议由毛泽东、李济深、沈钧儒等人主持。在开幕式上，毛泽东作了重要讲话。李济深也发表了讲话，他说：“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是建设一个符合人民愿望的新中国的开始，我们是以非常的欢欣鼓舞的心情来参加的”，“全中国人民，盼望有一个民主的、独立的、和平的、繁荣的中国出现，已经很久了”，“为了它，牺牲了无数的烈士的头颅鲜血；为了它，牺牲了无数的人民的生命财产。到今天，障碍我们建国的一切反动势力快要完全消灭，我们可以顺利地建立一个符合人民愿望的新中国了，这是何等高兴的事！”
李济深指出：“我们要筹备好一个足以代表全国各革命阶层的新政治协商会议，使之能够号召各阶层群众，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团结一起，各尽其所能，为肃清一切反动残余和建设新民主的中国而奋斗到底。”
李济深特别强调：“共同建国纲领和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方案，是关系到全国人民生活的国家大计。我们要深谋远虑地制定切实的草案，使人民愿望的新中国得以迅速地建立起来。”最后他指出，筹备会的责任很重大，我们一定要“认真地、严肃地在毛泽东领导下进行我们的工作”。
会议根据《新政协筹备会组织条例》，选出了以毛泽东为首的21人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常委会推选李济深为副主任。为了迅速完成召开新政协的准备工作，筹备会将参加筹备工作的各党派及各方面代表分成六个小组，在常委会领导下，开展筹备工作。李济深等各民主党派领导人所在的第一小组承担起了拟订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代表名额和名单的任务，这是一项极为重要、复杂又非常繁重的工作。李济深作为筹备会副主任，积极参加领导了各项筹备工作，为新政协会议的召开做出了贡献。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开幕，这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人民的盛会。何香凝、李济深代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全体会议上作了大会发言，他们说：“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为之奋斗的目标，是对内实现国家的自由平等，节制资本和实行耕者有其田，对外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所有这些，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得到了实现，我们可以告慰在九泉之下的孙先生了！”“我代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郑重表示，我们对于人民政协向大会提出的原草案，完全赞同。”
9月23日的全体会议上，李济深代表民革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他指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显示着中国人民空前的大团结，显示着中国人民从此自己来处理中国的事务，显示着人民的新中国的光辉灿烂的前程。”“从此我们开始稳步走上建立一个符合人民愿望的新中国的道路。”他指出，大会之所以能够召开，应“感谢中国共产党20多年的艰苦和正确领导，感谢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英勇作战，感谢全国人民与反革命势力长期搏斗，以及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一切爱国民主人士共同努力。”
李济深强调指出：“我们要建立的新中国，即人民由被压迫地位变为新社会新国家的主人之新民主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个新国家中，政权操在人民的手里，并剥夺违背国家利益的反人民的反动派即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利益的反动派之参政权利。这就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
李济深代表民革郑重表示：对于人民政协筹备会向大会提出的共同纲领第三项法案草案“完全赞同”，因为这些“草案的基本精神和全部内容正是中国人民近百年来艰苦追求实现的目标，更与我党创始人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理想完全符合”，“在今后的新中国建设的艰巨工作中，我们还要更加巩固四阶级联盟，在中国共产党及毛主席领导之下，按照本届会议制定的蓝图共同纲领，不避艰辛再接再厉向前迈进”。
会议的最后一天,在充分民主协商的基础上，大会选举组成了广泛代表各方面利益、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李济深分别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1959年10月9日李济深先生逝世了，在他逝世的前几天，写下了一首《十年建国万年红》的诗，这首诗饱含深情地歌颂新中国，表达了他对祖国统一的刻骨铭心的期盼，同时也可以看作是他实践当年“五一口号”的最后遗言：
十年建国万年红，衡麓光往永照中。
我与人民宏愿在，及身要见九州同。
（本文作者为第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李济深外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