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胡姓”作物,因为产于胡地而又形似中国原有作物而得名,但《史记》《汉书》及其他汉代文献都没有由张骞引入的记载,很可能是后世的学者,根据传闻而加在张骞头上的。美国东方学者劳费尔著有《中国伊朗编》,作者探究了中国和古代西域植物的传播关系,他认为,“现在学术界竟有这样一个散布很广的传说,说大半的植物在汉朝都已经适应中国的水土而成长了,而且把这事都归功于一个人,此人就是张骞……其实张骞只携带两种植物回中国——苜蓿和葡萄树……只是后代不可靠的作者(大半是道家者流)认为其他伊朗植物之输入都要归功于他。日子久了,他成为传说故事的中心人物,几乎任何来自亚洲中部来历不明的植物都混列在他的名下,因此,他终于被推崇为伟大的植物输入者。”
由于古书传抄过程中的讹误、地理名称和植物名称的迁移联想等原因,导致张骞和“胡姓”作物画上了等号,史上第一位“带货天王”张骞就这样“封神”,令人不得不好奇:假如张骞真的带回来那么多西域“土特产”,那么……他的行李箱究竟有多大?在这方面,“吃货”乾隆表示深有同感,他俩都太“忙”了:如果说乾隆是为无数中华小吃背书的米其林“试吃员”,那么,张骞就是人们想象中专为西域带货的金牌代购。
东汉壁画《夫妻宴饮图》
番茄真正成为食品
走上中国餐桌不过百年
中国的“外姓”农作物中,“番”姓是另一大家族。唐代以后,由于中国的经济重心开始南移,海上贸易得以迅速发展,在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人类进入航海新时代后,一些美洲作物开始经由海上贸易辗转传到中国境内。由于这个时期人们把域外称为“番”,因此这时期引进的作物很多都以“番”命名。同时由于人地矛盾越来越突出,高产的经济作物占了大部分,包括番薯(红薯)、番麦(玉米)、番豆(花生)、番椒(辣椒)、番梨(凤梨)、番石榴、番荔枝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