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文学史的学者通常认为,唐代的“传奇”和明清的白话小说,构成了中国小说史的两大高峰。但如果把这两个高峰上的小说家都列出来,会发现两个作者群明显不同。
唐代的小说家,和诗人或散文家的重合度很高;明清写小说的和吟诗作文的,则很大程度上是两个不同的圈子。代表唐代散文最高水平的韩愈、柳宗元,都写过小说性质的作品。如《莺莺传》这样优秀的传奇作品,它的作者元稹也是有名的诗人。甚至,陈寅恪先生一直强调,中唐传奇的盛世是韩愈的那个搞古文运动的朋友圈,和白居易、元稹搞新乐府运动的朋友圈一手打造出来的。
明清的情况则很不同。大诗人、大文豪多半不写小说,小说家的诗文水平往往不怎么样。当然也有例外,如纪晓岚这样的人会写《阅微草堂笔记》。但正像钱锺书说的,例外的存在正是因为一般:《三国演义》《水浒传》里的许多诗简直不能以诗的标准来衡量,何况多半也不是作者自己写的。“红楼粉”当然会追捧林妹妹的诗,但如果不是和人物命运结合起来,作为BGM有效果加成,《葬花吟》其实也就那么回事。
黛玉葬花。来源/电视剧《红楼梦》截图
从出身门第来讲,唐代的小说家比起明清高出一大截。
唐代小说家多出身世家大姓,参加过科举考试,很多中过进士。进入仕途后,混得好的如张说、元稹、牛僧孺等人,甚至做到了宰相级别,就算官做得不大,担任的也是很有声望的官职。
明清小说家则是落魄文人居多。《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这所谓的明代“四大奇书”,作者是什么人都说不清楚。冯梦龙、凌濛初、蒲松龄们,家庭背景都只能算中产,在残酷的考场竞争中做了失败者。吴敬梓、曹雪芹倒是出身好,但本人都不是官场人士。无论他们的命运是不是政治黑暗、社会不公造成的,照世俗的眼光来看,他们的有生之年的确是不如意。
当然,上面这两个区别某种意义上说是一回事,因为有名的诗文大家,往往都有不错的社会身份。稳拿(winner)作诗文,卢瑟(loser)写小说,这是明清常态化的分工。身为比较成功的人士写小说,往往要先承认自己无聊,表示这事只是消遣,总之是有点不好意思。
明朝社会的读者
为什么会出现上述不同,或者说,明朝社会为什么造就不一样的“小说”?
首先是明清社会的识字率,比唐代高不少。唐代科举考试还不成熟,很大程度上仍是一个门阀士族内部的选拔机制,对社会中下层的影响力也比较小。宋代以后,科举考试的滚雪球效应越来越突出。
一旦走上读书这条不归路,人生的选择实在就不多了:如果不能考中,许多人也不甘心回到躬耕务农的生活中去。前现代社会的职业选择又不是那么丰富,那么这个只考取最低一级功名、甚至秀才也没捞到的落榜生,很可能会选择成为一个教书先生,培养更多的读书人。
清代私塾下课画面。来源/网络
当然,也有很多人学习并不为考试,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定合同、记账目也促成很多人愿意去识字,甚至读点书。中国古代的识字率,全世界范围内长期是领先的。
从明代,更准确说是从明代中后期开始,社会上产生了一个有阅读能力、但并不因此有多高社会地位的阶层,毫无疑问,这个阶层才是白话小说消费的主力军。
第二,印刷术开始普遍应用于书籍出版。唐代雕版印刷虽然已经出现,但并不普及,而且主要印刷和宗教有关的文字和图画。要想复制文学作品,大体还是靠抄写,这就决定了书价非常高。
宋代印刷术开始普及,但还是走的较为精品化的路线,这项技术在商品经济中的价值还没有发挥到最大。一直到明代后期发生了根本变化。
河南省中国文字博物馆清代木雕版。摄影/秋影随风,来源/图虫创意
生活在16世纪的学者唐顺之发现,自己生活在一个文字信息爆炸的时代,身份卑微的人,去世时也要有一份墓志铭,稍有富贵名望的读书人,则会刻一部自己的诗文集。唐顺之敏锐地察觉到,这种现象不但上古三代的黄金盛世没有,汉唐也没有。不过,唐顺之不喜欢自己生活的时代才出现的新现象,他讥讽说:搞墓志铭、诗文集的人,其实根本不能保留多久,真要是长久保留了,那天下岂不是难以承载?
但不管他喜欢不喜欢,原本被认为不值得、不应该、不必要写下来的白话小说,被大量印刷出版了。
为了赚钱刊行的“小说”
《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这两部杰作,已经以抄本形式流传百年,这个时代终于有了最早的刊本。再然后,《西游记》和《金瓶梅》的作者是谁固然难以断定,但这两部书,显然都是成书之后不久就雕版印行的。还有大量的白话小说,显然是为刊行才创作出来的。
明代书价虽然比唐代便宜多了,但比起今天还是很贵。一部《封神演义》价值二两,大概相当于七品的翰林院编修的小半个月工资,八品的国子监博士的半个月工资。
所以,明朝人想读小说,更多的租书看,购买还是有些困难。这个判断虽然没法做出统计来,但明人笔记中还是有不少支持材料。比如有书坊老板说:最喜欢的就是读书人记性不好,读过的书过几天又来借;又有正人君子嫌弃小说败坏人心,找书坊老板想把书买来烧掉,老板回应说:租书我的利润生生不息,我才不卖呢。
《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被称为明代四大奇书,不是只是因为它们代表着明代长篇小说的最高水平,也因为他们代表着四种不同的小说类型。《三国演义》是历史演义,《水浒传》是英雄传奇,《西游记》是神魔小说,《金瓶梅》是世情小说。
《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号称是明代四大奇书。来源/网络
从市场论,这四部都很成功,但从作品的价值论,在社会地位较高的文人眼里,它们不在一个档次上。
如谢肇淛《五杂组》里有一段议论,给章回小说划分等级:
第一档:《水浒传》显然拥有了凌驾在其他小说之上的地位,所谓“如《水浒传》无论已”,显然就是在谢肇淛那个圈子里,《水浒传》好已经是共识了。这里没提《金瓶梅》,但谢肇淛在别的地方高度评价过,他还有借了朋友的《金瓶梅》不还的黑料,《金瓶梅》也可以列入这一档。
第二档:《西游记》《华光传》等,它们好在哪里,需要说一说。谢肇淛评价《西游记》的文章,是研究《西游记》的人至今经常引用的。按照今天的看法,《华光传》(《南游记》)相当一般,但在谢肇淛看来,此书比《三国演义》也要强一些。
第三档:包括《三国演义》在内的一系列历史小说,谁喜欢《三国演义》谁没文化。
谢肇淛《五杂组》书影。来源/网络
为什么《三国演义》最低,简单解释,小说作者的社会地位是卑微的,不了解帝王将相,写下来的自然不像。同样,不了解帝王将相的读者,可能读历史小说觉得有一种高级感,但谢肇淛这种级别的人一眼就看出“假”。
为什么《水浒传》不上档次
不光《三国演义》,另外几部奇书描写的上流社会也不大行。比如《水浒传》中林冲的职务问题,所谓“八十万禁军教头”只是很卑微的身份,为什么读者却总觉得林冲是有身份的人呢?不怪读者,因为《水浒传》的作者就是这么理解的。
按照小说描写,林冲的收入显然不低,工作也很清闲,林冲买了口宝刀,心理活动甚至于是这样的:林冲把这口刀翻来覆去看了一回,道:
“端的好把刀!高太尉府中有一口宝刀,胡乱不肯教人看。我几番借看,不肯将出来。今日我也买了这口好刀,慢慢和他比试。”
林冲买刀。来源/电视剧《水浒传》片段
他跟高俅这种高层领导有直接往来,还能开口借领导家里的宝贝,领导不同意还憋着和领导较劲,情商确实有点低,但这身份还低得了吗?
梁山征辽国时有个细节:朝廷特差御前八十万禁军枪棒教头,正受郑州团练使,姓王,双名文斌,此人文武双全,将带京师一万余人,押运衣袄五十万领,前赴军前交割。历史知识太多,读《水浒传》反而是一个障碍。
《金瓶梅》也一样,如写到西门庆派家人给蔡京送礼,蔡京见到礼物后的反应是:
如何不喜,便道:“这礼物决不好受的,你还将回去。”慌的来保等在下叩头,说道:“小的主人西门庆,没甚孝意,些小微物,进献老爷赏人。”太师道:“既是如此,令左右收了。”……太师又向来保说道:“累次承你主人费心,无物可伸,如何是好?你主人身上可有甚官役?”
堂堂当朝太师,眼皮子真浅。显然,作者大概没接触过比府县官员更大的官,只好凭想象胡写。所以,传说《金瓶梅》的作者是王世贞,即使没有其他证据,也是绝不可信的。弇州山人是簪缨子弟,高级官员,再怎么也不会写出个这样的太师来。
影视剧中的蔡京。来源/电视剧《水浒传》截图
不过和《三国演义》不同,写社会上层内容,在《水浒传》《金瓶梅》中只占很小的比例,一旦写到自己熟悉的游民、市侩、胥吏、商贾、淫妇这些社会中下层的人物,小说作者立刻展示出自己观察世界的敏锐眼光了。
世情小说的一源三流
《水浒传》《西游记》对现实世界里的城市与乡村生活有很精彩的描写。和写政治、军事时的外行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水浒传》一旦写到县一级行政机构的运作,就精通得使人觉得他本来就是干这个的。《西游记》则正如鲁迅所说的“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当然,都是市民生活的人情世故。
《金瓶梅》则是第一部以普通人的现实生活为描写对象的长篇小说,所以在文学史上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有学者概括,它是一源而三流,又衍生出三种小说类型:才子佳人小说、艳情小说和人情小说。
才子佳人多半是写书生与小姐的恋情。严格说来,这类小说和《金瓶梅》关系不大。西门庆并非才子,潘金莲、李瓶儿也不同于一般所谓的佳人。这类小说,从唐传奇那边传承下来,但通常说来水平还不如唐传奇。毕竟,唐传奇的作者是真才子,主人公可能以某个真才子为原型(如《霍小玉》传的主人公是李益是大历十才子之一),都比明清写才子佳人的小文人高太多。当然,玛丽苏、杰克苏深受市场欢迎,倒没什么古今之别,虽然仍然是晚明小说的一大宗。
连环画《霍小玉》封面。来源/网络
艳情小说则是专注于肉欲描写。《金瓶梅》的淫书之名太盛,其实,书中的淫秽描写并不算很多,且不少是为塑造人物性格服务的。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面向社会公开出版的《金瓶梅》洁本,删了19174字,有些《水浒传》和《金瓶梅》一模一样的内容,《金瓶梅》删了,而《水浒传》里却保留着。到2000年版,仅删4300字。一部八十万字的大书,这实在算不得是多大比重。
突破禁忌成了“流量密码”
不过,此后的晚明以及清代的艳情小说,倒真称得上色情描写泛滥。这当然和社会风气有关。晚明是很放纵的,从皇帝到士林往往不以谈论性为羞耻,相反,对房中术表现了极大的兴趣。巫术思维配上粗糙的医药知识,使人们迷信各种奇奇怪怪的药方,以至于李时珍作《本草纲目》时,不得不努力辟谣,有些药方流传至今,居然仍有人深信不疑。
这些内容,在小说里都有体现。鲁迅对这类小说的评价是:“著意所写,专在性交,又越常情,如有狂疾。”
从文化比较的方面看,这种风气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潮流颇有遥相呼应之感。薄伽丘《十日谈》讲述私通故事时的那种欢快语气,就像是西门庆在对伯爵吹嘘自己和潘金莲、武大郎的关系。《十日谈》喜欢讲传教士们的淫荡行为,丢些“把魔鬼关进地狱”的段子出来,正如晚明小说也喜欢说和尚、道士的荤段子,甚至把寺院、道观描绘成了淫窟。
薄伽丘《十日谈》。来源/网络
人情小说,指能够从更广泛意义上展示社会、风俗画卷的作品。
《金瓶梅》能够被视为一部文学上的杰作(不少研究者认为要给古代白话长篇小说排名的话,可以是坐二望一),主要因为这方面的成就。
或许,政治幻想、升官发财、男欢女爱、突破禁忌是晚明时代的“流量密码”,毕竟一本书2两银子,值得书商们挖空心思,琢磨如何卖或租给更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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