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正清是中国读者很熟悉的美国学者，是名气十足的“中国通”。他对塔奇曼颇为欣赏，称塔奇曼一开始就很自然地跻身于知识精英阶层。对她来说，眼界高远和公众人物的品性都是遗传的一部分。在为《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所作的序言里，费正清对那些强调概括、事件模式和比较研究的学者所挑起的争议，做出了智慧的评价：
多年来在历史学领域里个别性和普遍性一直在争斗，各方都期望获得更多的关注。这里我们很难用只言片语——不管我们怎样斟词酌句——来解决这个古老的哲学问题。其实这也用不着我们解决：巴巴拉·塔奇曼的历史是自立的，根本用不着任何理论支持。它就是让读者着迷了，它让他们得以如此接近过去的历史，这接近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
显然，费正清的赞赏是发自内心的，他对作者所做的“历史”更接近“过去的历史”是肯定的。而那些纯写“学术性”著作的专业历史学者，未必能够做到。
无法表达的历史一无是处
“让读者着迷了”，说得多好。塔奇曼成名之后，写文章，做演讲，宣传自己的主张，这些都收录在《历史的技艺》之中。她说，如果写作的目的是应公众的需要分享对历史的见识，写作者把普通读者当作自己的阅读对象，而不是为学者同行写作时，它需要讲究表达艺术，写得清楚，写得有趣。她认为史学可分三个方面：调查和研究，教学和理论，叙述和表达。研究提供了素材，理论提供了思维模式，只有通过表达，历史才被听到和理解。“无法表达的历史一无是处。”
塔奇曼还援引曾经担任美国历史学会会长的沃尔特·普雷斯科特·韦布的观点。韦布指出，历史学家在写作和沟通中有三个层次：“有话要讲”，“话值得讲”，“自己比别人更会讲”。塔奇曼发挥说，写作必须和阅读的愿望形影不离。作者必须看到读者坐在他的书桌对面，必须搜肠刮肚地寻章摘句，传递他希望读者看到的画面，唤起他希望读者感到的情绪。非此不能写出生动鲜活的东西。作家的文字生于书页，也死于书页。
在我看来，无论是为大众还是为同行写作，都应当表述清晰。涩滞含糊，冗长无味，对专业读者也是不能忍受的。问题是，怎样才能够表述清晰呢？
塔奇曼用自己的经验做了概括。
涟涟泪水和花白胡须
文字要写得好看。塔奇曼的作品，语言和描写都超棒。她写道：“说到语言，没有什么比写出一个好句子更令人满足的了。要是写得呆头呆脑，读者读起来就像在湿沙中前行，如果能写得清晰、流畅、简单但惊喜连连，那就是最高兴的事。”她讲究遣词用句，认为短词比长词为佳，音节越少越好。既要文字言之成理，又要读者读之有味。同时，她极注重营造气氛，让读者身临其境。
比如写一战爆发，德国驻俄国大使前往俄国外交部递交宣战书，这一场景令我过目不忘：
在圣彼得堡，水汪汪的蓝眼睛眼眶发红，花白的山羊胡子颤动着的普塔莱斯大使，两手哆哆嗦嗦地向俄国外交大臣萨佐诺夫递交了德国的宣战书。
“全世界将咒骂你们！”萨佐诺夫大声嚷着。
“我们是为了维护我们的荣誉，”德国大使回答说。
“这与你们的荣誉无关。上天自有公道。”
“是呀！”普塔莱斯喃喃自语：“上天自有公道，上天自有公道。”他蹒跚地走向窗口，倚着窗，不禁潸然泪下。“好啦，我的使命到此结束了，”说到这里，他就再也说不下去了。萨佐诺夫拍着他的肩膀，相互拥抱。普塔莱斯踉跄地走向门边，抖着的手好容易才把门拉开，出去的时候，低声道着：“再见，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