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史学著作，历来也有描写细节的传统。但后来随着官修之风盛行，文史分家，官史就越来越难看了。前几年，我参加重修《清史》时，读到沈葆桢1864年抓捕幼天王的一份奏折，其中详述席宝田率军连夜追击的场景，同样使我着迷：
悍党数千拥幼逆遁踞古岭，危崖壁立，界广昌、石城之交，上下二十余里，贼凭险坚拒。漏四下，月已西沉，夏基鸿、廖生达斩关而入，力战死之；陈柏贵、王学开均受枪伤，各勇愤不可当。贼弃岭遁，狂奔数里，人马拥挤不前，我军乘之急，贼呼曰：“必死矣！盍决战？”我军少阻，席宝田斩退者以徇，弁勇争奋，贼尸填山腰，自相践踏而遁。至岭下，喘不能行。
这是湘军攻破天京，太平军洪仁玕护卫幼天王逃亡的最后一战，我的眼前出现了月夜下的古岭危崖，出现了殊死搏斗的军人。我未料一篇官样文章，竟能写得如此风生水起。我在撰写沈葆桢传时，写进“漏四下，月西沉”，这种描写，全无虚构，但与全书人物传记的风格体例不符，估计会被调整。所以，看到塔奇曼的书，令我产生相见恨晚的同道之心。
当下中国出版界，各类粗制滥造的历史读物比比皆是，生动严谨的良心作品却是凤毛麟角，塔奇曼的著作，为那些热衷“编写”历史的作者提供了最好的借鉴。我认为，后人撰写前人的故事，尤其是重要的人物，他们的智商、手段、处事风格，在当时都是一流的，情形也不会简单得让后人轻易就能编造出来，如何重现，需要慎重地考证。而真实准确的细节，本来就是好看的，也是有力量的，只是电脑前的随意码字者不知道罢了。
如果毛泽东来到华盛顿
分析要有眼光。塔奇曼并不只是掉书袋的写手，仅仅沉湎于细枝末节，她对历史的发展一直有着清晰的判断。
早在1936年，塔奇曼就尖锐指出：日本“对谴责它侵占了中国领土故作惊诧，就像这是一种它从未想象过的行为，这种表态对外国读者来说匪夷所思。大惑不解的外国人想知道，日本用这种明显的伪装到底想达到什么目的。唯一的解释是，日本人并不认为这是伪装。日本人拥有与西方人截然不同的思维过程，缺乏西方人称之为‘逻辑’的东西，明知所说是假，却能真诚地相信”。写下这段文字时，塔奇曼刚满二十四岁。
想想，一个纽约姑娘，对远东发生的事件竟有如此看法，可见她对日本的深刻洞察。这也是她在接近花甲之年，能够完成史迪威以及二战中中美关系研究的原因。而在同时代，许多欧美人士对日本的侵华罪行总是装作没有看见。
她甚至注意到，1945年1月9日，美军驻延安军事观察组代组长雷·克罗姆利上校向重庆的魏德迈将军报告：“只要罗斯福总统表示愿意在白宫接待作为中国一个主要政党的领袖的毛和周，那么他们两人或其中之一立即可以前往华盛顿，参加探索性的会谈。”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后数月，塔奇曼在《外交事务》杂志上披露了这次没有实现的访问。她问道：如果毛泽东和周恩来当年来到华盛顿，如果他们成功地让罗斯福总统相信，边区政府正蓬勃发展，中央政府正在腐烂，如果他们实现了来访目的——美国向他们提供军火，停止对蒋介石无条件的承诺，向蒋施压，迫其接受共产党在联合政府中的地位，接下来会出现什么情况？
中国共产党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实事求是，”塔奇曼说，“他们现在已经学会了调整政治行动去适应现实，随时准备为了生存和优势，与意识形态的对手开展合作。如果他们在1936年可以与蒋介石达成合作并且还将准备合作下去，那又为什么不能和美国权商一二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