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研究档案，塔奇曼指出障碍来自美国新任驻华大使赫尔利。她认为，美国对这个友好姿态没有予以回应，以致后来两场战争造成不计其数的生命魂飞魄散，“两个没有交情的超级大国因猜忌和恐惧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读完她的文章，我也忽然对五十年前中国大地上男女老幼都能背诵如流的“老三篇”之《愚公移山》——毛泽东1946年6月在中共“七大”闭幕词中对赫尔利的批评豁然开朗：
昨天有两个美国人要回美国去，我对他们讲了，……告诉你们美国政府中决定政策的人们，我们解放区禁止你们到那里去，因为你们的政策是扶蒋反共，我们不放心。……赫尔利已经公开宣言不同中国共产党合作，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到我们解放区去乱跑呢？
事情有因有果，延安的这段讲话，是说给大洋彼岸的政治家听的，而为我们揭开谜底的，却是眼光敏锐的塔奇曼。
塔奇曼研究了史迪威与蒋介石的矛盾所浓缩的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过程和破产。她在《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的末尾总结说：“美国无法解决中国的问题。……最后，中国走了自己的道路，就仿佛美国人从来没有去过那里似的。”
历史事实独立于史学家存在吗？
记得我在复旦读大一时，在第一教学楼入口东侧的小书店里，买过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霍烈特·卡尔的小册子《历史是什么？》（吴柱存译，商务印书馆内部发行）。书中写道：“过去有这样的说法：事实本身就能说话。这一点当然并不真实。事实本身要说话，只有当历史学家要它们说，它们才能说。让哪些事实登上讲坛说话，按什么次第讲什么内容，这都是由历史学家决定的。”卡尔还说：“历史学家当然是要选择的。相信历史事实的硬核客观地、独立地存在于历史学家的解释之外，这是一种可笑的谬论。”
当时，我觉得卡尔的说法难以接受，带有强烈的唯心主义色彩。但我不知道这是卡尔1961年在剑桥大学特里威廉讲座上的连续演讲，并由BBC在电台播出，次年结集出版，产生过很大影响。我也不知道，1962年1月，《八月炮火》问世，塔奇曼大红大紫，肯尼迪总统特别订购一本，送给英国首相麦克米伦。我更不知道，塔奇曼也在关注卡尔的这个观点，但她不接受，认为不管希罗多德是否写作，希腊击败波斯的事实对西方历史走向的推动都是一定的。塔奇曼宣布她的史观是：“历史事实独立于历史学家存在”，并在内心一直与卡尔进行无声的辩论。
卡尔论证自己观点时强调，我们所读到的历史，虽然有事实为依据，但严格说来不过是一系列已经接受下来的判断。比如公元前五世纪希腊的场景，就是由一小部分雅典人做出的，可是斯巴达人、哥林多人，乃至波斯人、奴隶和雅典的非公民怎么看它，我们一无所知。这里的关键是史料被做了选择处理。卡尔尖刻地说，历史学家负有双重责任，一方面发现少数有意义的事实，使他们变成历史事实；另一方面把许多不重要的事实当作非历史事实抛弃了。在历史过程的陈述中，无疑存在着历史学家的主观判断和选择性删减。如果简单地认为历史就是过去的事实，必然产生越来越多的枯燥无味、专门已极的专著。还有一批历史学家，在越来越小的环境中知道越来越多的东西，最后，不留痕迹地沉没到事实的大洋之中。
这些观点属于深奥的历史哲学，至今依然争论不息。后来商务印书馆另出《历史是什么？》的陈恒译本，归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书前增加理查德·埃文斯的导言，将正反双方的观点都做了详细介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