寥寥几句，就将德、俄两国外交官对一战的态度描绘得栩栩如生。
塔奇曼尤其擅长勾勒人物。比如他写1895年的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
索尔兹伯里勋爵既是他所属阶级的化身，又是一位非典型的代表，当然，作为特权阶级的成员，他才有资格与众不同。他身高6英尺4英寸（约1.93米），年轻的时候又瘦又难看，佝偻且近视，头发的颜色比一般的英国人要黑很多。如今65岁的他，瘦削的身材已经发福，肩膀变得宽阔许多，佝偻却显得更厉害了。他那沉重的光头加上满面卷曲的花白胡子似乎给肩膀增加了不少负担。他郁郁寡欢，极度聪明，有梦游的习惯和他自称为“神经风暴”的突发性抑郁症。他说话刻薄不得体，心不在焉，厌烦交际，喜欢独处，头脑敏锐，生性多疑，思考积极，被称作是“英国政坛的哈姆雷特”。他凌驾于惯例之上，拒绝在唐宁街居住。他笃信宗教，爱好科学。每天早饭前都要去家中私人礼拜堂祈祷，还在家里搭建了一个化学实验室，进行独立的科学探索。
塔奇曼说，她最初写索尔兹伯里的胡须卷曲而茂密，前额又高又光，长相如同卡尔·马克思。但编辑对此一头雾水，原来他对马克思的长相毫无所知。她意识到这个对比在美国读者中没法产生画面感，只好将其删掉。去年，我在拙著《秋风宝剑孤臣泪》中，有篇文章考证李鸿章访英时是否与索尔兹伯里合影之事，专门琢磨过这位首相的相貌，但如此清晰传神地刻画人物，抓住瘦高、佝偻、黑发、抑郁、特立独行等几个特征，使这个老贵族赫然站在读者面前的本事，我是做不到的。而我若用马克思的相貌来比喻人物，在中国读者中必会产生联想的效果。今人读史，揣摩古人的形象，如果没有照片或画像，往往要借助历史学家的描写。比如项羽，记得司马迁说他与舜一样是“重瞳子”——眼珠里有两个瞳孔，一下子就点出了这是个与众不同的异人。用最少的文字、最生动的比喻来刻画人物，是古今优秀史家必须掌握的绝技。
以盎司来计量
史实要真实可靠。1964年，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重新开张，欢庆酒会为五千来宾提供了八十箱、九百六十瓶酒，可分装七千六百八十杯，每杯三盎司。塔奇曼指出，这组数字被点出，时髦的社交场风光就赫然展现在眼前：端着酒杯的人头穿梭晃动，女人互相打量穿着，交递寒暄。作为美制液体单位，一盎司等于二十九点五七毫升，是个较小的数字（顺便说一句，《历史的技艺》在翻译时，将三盎司换算成约八毫升，有误）。“我信奉以盎司来计算历史，我不相信1加仑（约3.7升）水壶端上的历史。”文献家都会描写，历史学家的描写讲究言之有据。确凿的细节未必每次都得出结论，但能让你脚踏实地。
读塔奇曼写的史书，通篇都是对人物和事件的叙述，亲切而详尽。叙述背后所支撑的史实依据，来自她极为广泛的阅读。她说自己毫不犹豫地以最快速度扑向原始文件，“最为原始的文献是未经出版的材料：私人信件、日记、报告、命令，还有政府文档中的便条”。“没有什么比在原始文件的纸张和墨水中检索信息更让人着迷的了。”这种超级勤奋，使她下笔有神。塔奇曼声称从不捏造任何东西，包括天气。《八月炮火》中写到参加一战的英军在法国登陆时，当地驻军爬上营房屋顶，为走下舷梯的盟友欢呼。此时，远处传来隆隆雷声，残阳如血，冉冉西下。一位英国军官后来写道：“我们受到人们盛宴款待和热烈欢呼，但不消多久，他们就要看到我们向后败退了。”有读者欣赏她的笔法，以为这是作者艺术加工出来的末世景象，但塔奇曼说，她是从一部回忆录中找到了这个细节，那人参加了登陆，听到了雷声，看到了残阳。如果存在艺术加工的话，也仅仅是她挑出了细节，并用对了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