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补造化,代为传神
塔奇曼为了吸引读者，在另一篇文章里又把自己形容成为艺术家。
塔奇曼指出：“创作的过程有三步：第一，艺术家以独到的眼光感知真相，传递真相；第二，表达的媒介——作家用语言，画家用画笔，雕塑家用黏土和石料，作曲家用音符；第三，设计和结构。”她拿伦勃朗的油画《夜巡》来作比喻：被安排进作品的所有人物，有的位于光照的前景，有的隐于背景。写历史也一样，虽然成稿看上去一气呵成，毫无滞碍，就像作者照时间顺序写就一样，但其实这里有巧妙的时间摆布和材料取舍。她强调：“想象力之于诗人，就像事实之于历史学家。他的取舍中有他的判断，材料安排中有他的艺术。他的工具是叙述，他的对象是人类的过去，他的作用是让事实被人们看到。”
如果仔细琢磨，在这种复杂的摆布和取舍中，塔奇曼展现的主观作用其实和卡尔的历史观走得很接近。
塔奇曼甚至承认：
只有等到要写下他们的时候，你才发现你其实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在写作1914年8月失掉阿尔萨斯时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那一次，我实在找不到让事情经过清晰起来的足够资料，我编造了一些东西，但没有人发现。
这和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异曲同工了。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修昔底德说道：
在这部历史著作中，我利用了一些现成的演说词……我亲自听到的演说词的确切词句，我很难记得了，从各种来源告诉我的人也觉得有同样的困难；所以我的方法是这样的：一方面尽量保持实际上讲话的大意，同时使演说者说出我认为每个场合所要求他们说出的话来。
太好玩啦。大师坦露了自己的秘密！所谓经典的历史著作是否本来就有悄悄的虚构和想象，哪怕仅仅一两次？《史记》里也有虚构，清人周亮工评论霸王别姬时的情景，称作“太史公笔补造化,代为传神”，鲁迅亦誉《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司马迁罕见地被史学史和文学史都抢来作偶像。而塔奇曼公开抱怨说：“我想不通为什么‘艺术’这个词总是局限于虚构作家和诗人，而我们其余的只能面目不清地被叫做‘非虚构类’（Nonficition）——听起来就像剩下的什么东西。”其实她应该庆幸，在美国，她的写作被归入“非虚构类”，人家承认她是历史学家 ，若在中国，她的作品或许被归入“报告文学”之类了。
即便如此，我仍然不认可写作历史著作时夹入“编造”。同时，我喜欢历史著作经过精心编排后的流畅叙述，我承认塔奇曼确是个中高手。她的书，潇洒精彩，干净利落，没有赘语，如同卡拉瓦乔式的洞察细腻和落笔精准，也有卡拉瓦乔的不拘一格。《历史的技艺》将卡拉瓦乔的名画印在扉页上：圣罗杰姆瞅着一部大书做深思状，右手紧握羽毛笔伸向前方去蘸墨水。他感悟到什么秘密要即刻记录下来？那支笔的对面，一具骷髅头骨静静地凝视着他。
史诗般的开篇令人过目不忘
当然，最喜欢的还是塔奇曼书写的开头。美国历史学家、普利策奖获得者罗伯特·马西在《八月炮火》序言中写道：“塔奇曼那年夏天为了一段文字，反复推敲了八个小时。后来那段文字成为她所有著作中最出名的经典佳句，这就是《八月炮火》的开场白。”
1910年5月的一个上午，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出殡，骑着马在队伍中前进的有九个帝王，多么宏伟的一个场面！穿着丧服，肃穆伫候的人群，都不禁惊叹不已。这些君主，服色斑斓，嫣红姹紫，宝蓝翠绿，三骑下排联辔出了重重宫门，在阳光照耀下，羽翎头盔，金丝衣镶，绯色绶带，嵌着珠宝的勋章闪闪发光。他们后面是五个王储，四十多个皇室贵胄，七个皇后——未亡人四，执政者三，以及为数不多的来自非帝制国家的特派大使。他们总共代表七十个国家。王公贵族，达官显贵，在类似场合云集一起，这是盛况空前的一次，也是最后的一次。灵柩离开王宫时，议会塔尖沉闷的钟声报时九下，但在历史的时钟上则是日薄西山的时刻。旧世界的太阳正在西坠，虽日华灿灿，但已奄奄一息，行将一去不复返了。
果然气势雄伟又意味深长，犹如一部史诗巨片的开头，满眼是跃动的画面。阅读它的时候，我的脑海中不由腾涌起我极喜爱的另两部名著，它们一直令读者啧啧称道，也拥有我几乎能够背诵如流的精彩开篇：
1932年那个山穷水尽的夏天，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活像一座深陷敌围的欧洲小国京城……
公元1587年，在中国为明万历十五年，论干支则为丁亥，属猪。当日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
这两部书，前者是1974年初版的《光荣与梦想》，后者是1881年付梓的《万历十五年》。我不知道曼彻斯特和黄仁宇是否读过塔奇曼的作品，但毫无疑问，他们在文风上，有着同样的趣味，尤其曼彻斯特，他和塔奇曼简直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而阅读这样的作品，实在是种享受。所以我不嫌其烦，摘录下来，以向前辈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