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也退
乔治·华盛顿没有子嗣。“美利坚国父”本人花了很多年时间才接受了这一事实。不过，结婚四十年，华盛顿在弗农山上自己的家里从来不缺少孩子的噪音。他的太太玛莎是二婚嫁给了他，结婚时带来了一婚生的一子一女，很不幸，女孩17岁突发急病而死；男孩则因感染瘟疫死在了1781年约克郡决战时的战壕里，终年也不过27岁，留下了三个女儿和一个嗷嗷待哺的儿子。
美利坚的第一声礼炮
华盛顿夫妇收养了四个孩子里最小的两个。不幸还在叠加。就在1781年，他的幼弟也死了，华盛顿又多收养了三个侄子侄女。到1799年底逝世时，他有了五个重孙子女。虽然如此，芭芭拉·塔奇曼在《第一声礼炮》里还是忍不住安慰他：
“他没有意识到，独立自主的美国本身便是他的孩子。但是他对美国的未来充满自豪和自信，就像任何一个生了有出息的儿子的父亲一样。在1783年6月《致十三州总督公开信》中，华盛顿对美国的未来欢欣鼓舞——尽管今天回过头来看不免让人黯然神伤……”
塔奇曼虽然涉笔历史、军事、政治这些男人的世袭领地，但在精确、详细、周密之外向来不少同情，她给失败者找到他们无法逃脱命运摆布的证据，挖出成功者鲜为人知的心头之痛，以及他们成功的偶然因素。但是美国独立战争打了八年的，按照通常的思维误区，觉得肯定是一个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程，事实上，当事人直到1780年还看不见出路，甚至觉得自己快要完蛋了。华盛顿在1779年12月写，“部队有一部分已数日没有面包了。”两年后的5月1日，他说，“我们一无所有，摆在我们面前的不是一场辉煌的进攻战，而是一场混乱、暗淡的防御战。”
那之后才迎来了转折点：法国人的外援到了，在内外夹攻之下，不可一世的英国人失去了殖民地。
《第一声礼炮》是塔奇曼人生最后的一本书，出版于她去世前一年的1988年，不过她在1984年出版的《愚政进行曲》中已经写了长长的一篇文章论述英国如何因为决策失误（“愚政”）导致丢失了美洲殖民地。此外，从她1980年刊发在《华盛顿学者》上的演讲“人类的闪光时刻”来看，她不仅非常认可北美殖民地独立所反映的自由精神，而且被荷兰人在大西洋畔围海造田的成就深深吸引。《第一声礼炮》的开头就跟荷兰有关，塔奇曼写了1776年11月16日发生的一个迷雾重重的事件，那天，安德鲁·多利亚号美国船从马里兰驶出，进入荷属加勒比的港口圣尤斯塔歇斯。按说，港口应该按照英国人的要求拒绝美国船进入，谁料，安德鲁·多利亚号却获得了隆隆礼炮声的欢迎。一个荷兰殖民地总督擅自认可了美国的独立，此事随即引发了英荷之间的冲突。
荷兰，人类的闪光时刻
这是一个有着众多可能性的历史关口。出色的历史作者能够逐条逐段、津津有味地探究可能性。塔奇曼经常不失优雅地讥讽那些任职名校、威望素著的历史学家，说他们只能研究已发生的事情的必然性，却忽略了，或者说，懒于思考历史本来未必如此；她甚至说，她要是也有几个博士头衔，写出来的书也就没人看了。她比那些科班学者更善于写历史，圣尤斯塔歇斯岛上的礼炮就是一个精心选择的开头，既有戏剧色彩，又有象征意义。
当然，让读者一读之下便手不释卷，并非她唯一的目的。事实上，塔奇曼本来就很喜欢荷兰，她对荷兰在17世纪的崛起十分赞赏，又很好奇她何以衰落。这个国家的经济主要依赖长途贸易，而到了“第一声礼炮”的时候，它军事上的弱势已不足以保障国家的海外利益，处处受到新崛起的大英帝国的摆布。在一本写美国革命的书里大篇幅地探究荷兰，以及与之相关的欧洲殖民地的海权问题和大西洋两岸的地缘政治，的的确确是“另一个角度”了，我们所知的从“波士顿倾茶事件”到“莱克星顿枪声”的辛亥式历史叙事，完全不在塔奇曼写作的考虑范围之内。
1985年73岁时，塔奇曼应邀访问荷兰，参加荷兰解放（指1945年从纳粹手中解放）四十周年庆典。而在那之前，她已经到过荷兰多次，把该国历史研究得相当深入，《第一声礼炮》中，甚至写到美国人在约克镇的最终胜利，都不如她在写荷兰人修堤坝、抽水、掘沟，终于把欧洲边陲被海潮淹泡的陆地改造得适宜人类居住的时候那么动情，她曾说，当她行驶在须德海大道上，“一边是阴郁的大海，一边是欣欣向荣的城市，这一刻对人类的未来充满了乐观”，这是“人类的闪光时刻”给她的激励：
“通过人力和工程上的惊人壮举，这个民族成功地为自己创造了可以居住的土地，用人类的手完成了这之前只有上帝才能完成的事。他们成就了可以与《创世纪》相媲美的伟业，也就对人和自然之力毫无畏惧了，浑身充盈着事在必成的信念。”
荷兰的衰落，塔奇曼说，跟领导人缺乏权力欲有关，也跟错失一些机会有关，还与荷兰人拒绝给国家以金融支持有关——她纯然就是以一个军事、政治战略家的眼光来分析这些的。相比之下，美国（此时终于回归了主题）在面对与荷兰人同样的机会时表现得更好，他们的政治领导人和思想家更加敏锐，更加老练，他们制定了宪法，大胆地尝试建立人类前所未见的政治框架。
勇气，美德之上的美德
尽管如此，正像塔奇曼在随笔集《历史的技艺》中所说，成王败寇的诱惑是免不了的：因为我们知道后续的结果，所以总会忍不住去评价古人行为的是非正误。她对此很谨慎，小心避开事后之明的傲慢。她在《八月炮火》中写兴登堡，在《骄傲之塔》中写让·饶勒斯，都十分动人，王侯将相，不管是因壮志未酬而败，还是因站错
队而败，甚或那些被“滚滚向前的历史的车轮碾碎”的不太出色的人，都值得接受同理心的一番注视。何况，我们读历史是为了什么？荷兰人小国寡民，却能常年反抗强大的、且就在身侧不远的帝国西班牙，并最终赢得独立，这跟北美殖民地反抗英国，难道不是出于很相似的精神吗？
勇气是她最看重的美德，高于其他任何德性——骄傲、谦卑、坚持、忍让等等。缔造荷兰跟缔造美国还有更多的相似点，例如两者都显示出领导人的远见，荷兰的富强堪称一个奇迹，“让历史学家感到困惑，就连荷兰学者也感到惊讶……这些事件显得神秘，只是因为我们永远无法搞清楚人类精神所能发挥作用的上限所在。”
在讲完荷兰的光荣过去之后，她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罗德尼上将。1781年初，他率领军队占领了圣尤斯塔歇斯岛，在那里大行劫掠，并厉行惩治贩卖武器给敌人的英国商人。尽管与荷兰人为敌，尽管是美国独立战争的失败一方——英国人的一员，甚至还赶走了生活在岛上的一个犹太人社区（塔奇曼自己是犹太人，支持犹太复国主义，写过不少赞美以色列文治武功的文章），但塔奇曼仍然不肯随意丑化罗德尼：
“不错，他的确暴戾乖张，但当时哪一位海军指挥官不是这样呢？之所以会有这种脾气，无疑是因为那无穷无尽的磨炼：要操作笨重的船只作为战斗工具，它的动力是飘忽不定、非人力所能控制的风；要发挥好风这个动力，必须有赖于一群粗暴强悍的海员……或许指挥一艘船，不管是帆船还是蒸汽机船，自然会让人脾气变坏——或许是因为船上某种神秘的真菌的缘故吧。”
罗德尼也是一种历史可能性的承载者，站在历史发生了什么与历史“可能”发生什么之间的张力点上。罗德尼上将原本是有机会一举摧毁美国革命的，“个性倔强，雷厉风行，早就期待有机会教训荷兰人”，可惜，在华盛顿他们陷入困境的1779—1781年，罗德尼因个人的严重失职而让美国人绝处逢生。
细节，藏在历史深处
与其聚力于论述历史人物功过是非，塔奇曼宁可用一些有趣的细节来增进读者对一个过去了的时代的直观认知。比如她写道，18世纪在海上生活的人，不管是士兵还是海员，体质都很成问题，船员们普遍得了坏血病，直到1754年才有外科医生发现吃柑橘可以避免坏血病，而这种疗法又用了整整五十年时间才推行开来，当时的人竟然算不来这么一笔账：在船上照顾那些身体虚弱到无法工作的船员，哪怕是提供最低限度的照顾，要比装一桶酸橙汁的代价更高。
即便是在全面探究政治愚行的《愚政进行曲》中，塔奇曼都不喜欢嘲笑。英国的失败有总体战略上的原因，也有具体到责任人的关键性失误。《第一声礼炮》里提到了乔治三世的过度乐观：在身边一帮托大的臣子的陪衬下，乔治三世始终认为大西洋彼岸发生的事无非是“叛乱”。他的傲慢点燃了殖民地“叛乱分子”的气焰。他以征服为唯一目标，但执政十几二十年来，他一直凭着习惯性的自满而不去考虑具体的征服策略（“自满是像中国那样长期存在的大国所特有的秉性”）——“他所做的只是坚信自己能够征服而已。”但类似的错误，乃是人天然携带的弱点所导致的。
历史总是人的历史，政治和军事人物身负一国一族的期望，在危机面前必然会有畏怯、动摇的一瞬，会懵圈，会一叶障目，一意孤行，而像英国这种早熟的帝国，最大的问题是官僚体制过于完善，掣肘了个体的能动性，他们必须与一个并不是由他们参与设立的体制厮打、周旋，从而行动效率低下。塔奇曼总是说，她眼里的历史是一群能够影响“命运”的人所组成的，这话被学院派历史学家抓了把柄，他们敲打她的研究和解释框架，但她不屑一顾，还说：幸好我不会做研究，否则，我根本就写不来东西了。
为了让“人类的闪光时刻”呈现在自己的写作中，塔奇曼把礼炮轰鸣的画面放在开头。《八月炮火》她用1910年爱德华七世隆盛非凡的葬礼开头，《远方之镜》的开头写了有五座高塔的库西城堡，“气势凌人，控制着从北方通往巴黎的道路”；《愚政进行曲》开头就提出一个让人暗自嘀咕“我怎么没想到”的问题：特洛伊统治者看到这么大一座木马突然出现在城下，为什么浑然不疑地就把它拉进城去？这些开头，包括她给《第一声礼炮》选择的开头，都表明她虽然在政治上归属民主党，内心却是个贵族，对伟大的事物、壮阔的场景抱有巨大的热情。精美的画面不会逃逸出任何一本他的作品，这是《礼炮》中写的受降仪式：
“10月17日早上10点，在隆隆的炮声中隐隐传来了微弱的鼓声，鼓声来自一个穿着红色英军制服的男孩，他就站在防御阵地的胸墙上。一个高个子军官也从阵地上站出来，把一块手绢当做白旗挥舞着，在一直拼命敲鼓的男孩陪伴下朝美国的战线走过来。随着这奇异的景象变得清晰，鼓声也变得真切，联军的炮火停下了。寂静突然降临到这个被摧残的小镇上，这种寂静比过去六年半中听到的任何声音都更加令人震撼。人们很难相信这种寂静究竟意味着什么。”
该段话的最后一句颇可玩味：作者提出一个问题，同时悬置它，而且，她不说“人们不知道这种寂静究竟意味着什么”，而说“人们很难相信这种寂静究竟意味着什么”——它的意味，在后人眼里是比较清晰的，而当时的人非但不知道，就算知道了也还“很难相信”，塔奇曼在这里把张力修辞玩出了境界，这也是高级写作、“贵族写作”的一个特征。
大人物，她有自己的安放之道
写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十五年的《骄傲之塔》，在前言中，塔奇曼明言自己只选大人物来写。1963年肯尼迪遇刺后，有人就建议塔奇曼来写写肯尼迪自己的葬礼，她回答说，她会选一个相当酷的视角，“会让想欣赏盛大腔调的读者们失望的”。话虽如此，在她眼里，写一个政治巨头，总是比写一个普通人价值要大得多。
华盛顿赢得侥幸，但并不能取消美国革命的伟大：它也是人类历史上“闪光时刻”。你可以轻蔑地说“不就是英王要他们纳税，他们不爽，才起来造反的吗？”这确是事实，但历史不只有事实。荷兰人身上的自由精神，像季风一样吹拂到了北美殖民地，移植到那些殖民地有产者的身上，塔奇曼在“人类的闪光时刻”一文中说，华盛顿和那些在《独立宣言》上签字的有产者，在做出决定的时候，都摈弃了个人的眼前利益。
“他们的土地被英军刻意破坏，房屋被劫掠，书信被焚烧，家具被砸毁，牲畜和储粮被毁，佃户和仆人被赶走……独立战争中，所有人都靠着朋友勉强度日。”
华盛顿弗农山上的庄园，曾经迎来一支沿着波多马克河溯流而上的英军。他们威胁庄园管家，如果不提供补给就要放一把火。在华盛顿的授意下，管家拒绝补给，结果英国人动手。华盛顿在信中说，英国人“烧掉了我的别墅，毁了我的种植园”，但我“不那么痛苦”——这是他作为造反领袖应得的，否则他还觉得对不住那些因为响应他而倾家荡产的人。
不过，这本写美国革命的书，得过了三分之二的篇幅才正面写到华盛顿等人。塔奇曼从不落俗套，她曾讽刺说，英国作家给克伦威尔、维多利亚女皇写了一本又一本的传记，她可不想再给华盛顿以中心人物的位置，至于约翰·亚当斯，让他的日记来说话即可，本人都不必出场。美国铸造了她的精神，而欧洲唤起她的想象力和写作的热情，所以，与其说欧洲是观察美国革命的新角度，不如说是美国独立给了塔奇曼一个观察欧洲的新角度，让她在最后一部作品里，向她曾经在《八月炮火》、《骄傲之塔》、《远方之镜》等作品中一次次书写过的欧洲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