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即分科选举，是古代中国的高级官员选拔制度。中国学者在科举史领域不乏研究成果，例如杨筠如先生所著《九品中正与六朝门阀》，即为日本东洋史专家们所服膺的著作。但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并未成为日本学界放弃深耕“中国学”的理由。尤其生活于二战前后的日本学人，在反思战争的同时，对于一些问题抱有强烈的关注：人类应当选取怎样的发展道路？中国的制度史能不能给予日本启发或借鉴？

“祖师”宫崎市定：在外界压力下启动的中国科举史研究

关于中国科举制的研究，海外不乏研究者，值得一提的是艾蒂安·徐以法文写作的关于文科举和武科举的专著，分别于1894年和1896年发表。1936年春天起，东洋史家宫崎市定作为日本文部省在外研究员，旅居法国两年多，执笔写作《科举》，有一半的图片都仰仗了艾蒂安·徐的著作。

宫崎市定研究科举制，最初并不是出于对此问题的关心和兴趣，而是因为在1939年正月，他接受了东亚研究所的委托，由此展开为期两年的“清朝官制和官吏录用制度”研究，其研究成果结集成册，先后发行了两种版本的《科举》（中译名为《科举史》）。通俗易懂的阐释，以及所援引的生动案例，令此书意外畅销，“科举”一词在日本和欧美普及。因此，一说科举制，海外学界通常就会联想到宫崎市定。但正如他在《科举》自跋中所言，他的研究并未提出什么独到的见解。

完成《科举》以后，他以“科举前史”为副标题写作的《九品官人法》出版，算是对此前遗憾的弥补——此书是宫崎市定引以为傲的、前所未有的独创性研究，发表逾半个世纪，至今仍是魏晋南北朝研究者的必读经典。1958年，《九品官人法：科举前史》为宫崎市定带来了日本学术界的至高荣誉“学士院奖”。

值得一提的是，在20世纪30-50年代，日本学者对科举史的主流研究套路，是将重点放在考证科举制度的历史沿革、组织架构、利弊演变等，但宫崎市定却另辟蹊径，他所坚持的是从宏观的角度考察局部的、具体的历史过程，在充分发挥科学实证的京都学风基础上，以其鲜明的问题意识，尝试回答：科举究竟是“九品官人法”还是“九品中正制”、科举究竟是中国学生的“考试地狱”还是“飞升之路”等问题。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宫崎市定以其扎实的文献整理功夫，援引了若干冷僻有趣的案例作为佐证材料，例如：北宋英宗治平年间（1064-1067）的太学策问考试中，有名词解释题：“体貌大臣”。有考生在答案中写道：文相公、富相公等皆是大臣有体者，冯当世、沈文通等都是大臣有貌者。又如，根据清朝嘉庆时期的材料，考生必须背诵的十三经字数惊人，除去《尔雅》，总字数仍高达621206字。

宫崎市定以鲜明的问题意识作为导向，在爬梳各类文献后得出的结论包括：科举和纯粹的学问之间还是有差别的，科举只是任官的门槛，对学问的发展也有限。举子如果只以通过科举作为目标，就没必要从头到尾钻研浩瀚的经书，在容易出题的地方琢磨对策或押题才更有效果。总之，生存所需的学业和慰藉心灵的学问背道而驰。这种倾向发展到清朝就演变成——读书人的理想是：跟随潮流参加科举，以优秀的成绩进士及第，任官后将时间和金钱花在自己喜欢的考证学上，在学界出名——总而言之，“科场不论文”成为风传一时的金句，足以表达学人对于科举的不信任，科举的成功已经不被认同为“有学问”了。

后起之秀：平田茂树如何解锁“精英之路”

《科举史》和《九品官人法：科举前史》作为半个世纪以前出版的学术专著，虽在日本再版多次，但其地位是否真的不可撼动？实际上，随着新材料的涌现、研究理论的进步、方法论的创新，不少学者都曾质疑、反驳过宫崎市定的某些观点，但是，他在广阔视阈下建构起来的严密史学体系、深入浅出的论证方式、敏锐透彻的史料洞察力，令其著作至今仍被后辈学人视为借鉴的典范。

1961年生的平田茂树，或许正是从宫崎市定那里学到了复盘历史的方法与叙事技巧。早在1997年，东京山川出版社即发表了平田茂树的《科举与官僚制》。时隔20余年，直至2021年8月，此书的中译本才在中国问世。

▲《科举与官僚制》

【日】平田茂树著

吴志宏译

中西书局出版

平田茂树没有从过往常见的“科举是官吏录取考试”这样的角度展开研究，而是以更现代、更贴近人间烟火气息的视角，去探索科举在构成政治、社会、文化体系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因此，在回答“在古代中国成为超级精英有多难”这样貌似宏大的问题时，他尝试用另一种方式来回答——“考生家里得有多少钱才能活到老、考到老”“成为王安石有多难”“朱熹中举以后到底上了几天班”等类似更接地气的问题，以期见微知著。

所谓的“超级精英”，平田茂树在本书中的定义是：“每三年举行一次的科举，数十万考生中，仅有数百名合格，中举比例极小。由此，假设北宋时期人口一亿，以中举者为中心的官僚阶层也仅有数万人，是超级精英。”

不仅如此，考生一次即能高中的情况极为罕见，复读才是常态。宋代留存至今的合格者名单（1148年与1256年）中，合格者的平均年龄是36岁。

平田茂树专攻宋史，这是他的优势，在《科举与官僚制》的论述中，他适当增加了宫崎市定以往研究中未曾涉猎过的新材料、新问题和新发现。

平田茂树以个人对真实生命的体验与理解，去洞悉故纸堆里的材料，并力图以富于烟火气的视角，使古代考生、官员与当下学子、学人的日常生活建立起紧密联系。他试图向读者说明：今天的考生所经历的种种痛苦与折腾，古代的学子一样也没少捱过，并且痛苦程度更甚。

例如：南宋考生朱熹原籍徽州婺源（现属江西省），却要移居到福建，参加的是“实际居住地”建州的第一级考试解试。像朱熹这么做的考生，在当时不在少数，因为全国考生数十万人，竞争激烈，因此，“有门路”的考生，往往会选择将户籍迁到考试合格率较高的州。

如果能在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考试里幸运中举、成为像王安石这样的官员，依然要面临养家糊口的巨大压力。青年时代的王安石，有数十名家眷，为养活他们，王安石多次拒绝在中央任官，因为在地方官的职位上，显然可以获得更多的好处。他在带着数十名家眷的知县时期，月收入为30贯——按当时的生活标准，假设他有30名家眷，以素食为主，每月伙食费需要15贯，如果想伙食好一点，开销就更大，王安石的俸禄就基本用尽了。

当时的官僚们，还必须具备士大夫琴棋书画的教养，在文化生活上的开销也是必需的，而且士大夫之间的社交活动还滋生了额外的费用。据记载，最低级的士大夫每个月至少需要100贯钱才够用。

后工业时代用电脑写论文的日本学者平田茂树，在回过头去打量农耕时代用毛笔书写考卷的古代中国学子，面对的是故纸堆，他如何得出“新解”？

作为科举史研究的“后浪”，平田茂树所提供的“新”包括：在微观研究中采用新视角、提出新问题、给出新解读。他从宫崎市定未曾援引的文献资料出发，串联起“新”的科举史知识主线。某些被前辈学人忽略的人物、作品、文献，往往就是研究的新材料，而那些被前辈学人评述过的案例，平田茂树也并未刻意去回避，并且，由于有了新的理论视角，从而有了新的发现。以朱熹为例，平田茂树从“他到底上了几天班”这一问题出发，盘点其职业生涯，经过详密计算，得出结论：在朱熹50年的官僚生涯中，担任差遣9年，其中在中央政府仅有40天，其他的40多年则担任“宫观差遣”——职责是监督道观、祠庙，但并不需要实际赴任即可享受俸禄。朱熹并非个案，南宋时期的大部分官僚都是这样度过了几乎没有实际职务的官僚生涯。

顺着平田茂树爬梳文献的思路，读者几乎要脱口而出一个结论了：“超级精英”过日子也太难了吧。

慢着，平田茂树不曾止步于此，他还考量了超级精英们的副业收入来源——擅长写文章的官僚，往往有机会书写墓志铭或寺院道观的碑文。例如，南宋初担任参知政事（副宰相）的席益请人写母亲的墓志铭，准备了6000贯钱，这个价码，与普通老百姓一家五口每个月总计约5贯钱的伙食开销相比，堪称巨款。

考据学必须“无征不信”，还是“有图有真相”？

为便于论证，平田茂树在书中附录了若干图片，包括建康（南京）的贡院图、南宋时的殿试考题等。清朝考据学大牛们强调“无征不信”，意思是没有文字记载则不可信。在距离平田茂树《科举与官僚制》1997年首版22年以后的2019年，宋史研究专家虞云国先生在《图像视域与宋史研究》一文中提出：“图像资料可以挑战与质疑史料学的孤证不立原则……某一生活或经济的细节或场景只要有一幅图像史料，就足以证明其在当时已经司空见惯，这才进入了画家视野的。”有图有真相，这种做法在今天的学界已是稀松平常的事情。

综上所述，在史学研究日益碎片化、书斋化的今天，日本学人广博的研究视野、关注日常生活的庶民情怀，以及不迷信权威、不囿于师说的治学精神，依然值得我们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