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考古火出了圈，从高考状元立志进北大考古系，到火遍天际的《国家宝藏》和《如果国宝会说话》，再到故宫文创的崛起，文物一下子走入了大众视野，走进了普通人的生活。但我们真的了解文物的重要性吗？我们真的知道怎样通过一件文物解读它背后的政治制度、思想潮流和历史变化吗？《文物里的早期中国》解答了这些疑惑。

作者林屋公子自谦称《文物里的早期中国》为一本从先秦秦汉文物中读上古史的“小册子”。实际上，这本书通过34件很有代表性的文物，如郭店楚简、清华简、吴钩越剑、马王堆帛书、三星堆铜人，重新解读汉代之前我们自以为熟知的神话与“信史”。

按照顾颉刚先生的论断，对古史的研究经常出现“古史层累”的现象，就像在考古挖掘中后一个时代的遗迹一定覆盖于前一个时代之上，导致时代越久远的遗迹越被压得失真了。在早期中国史的研究中，出土文物的地位尤为重要，究其原因，主要是汉代之前史料的缺乏，兼之后世纷纭繁杂的解读，此时文物能最直接地还原当时历史的真实面貌，与史籍记载相印证，有助于读者辨别记载的真伪。随着时代的推移，尤其到唐宋之后，文字书写和记录方式几乎覆盖了社会生活的边边角角，出土文物的重要性也逐渐降低。

林屋正是抓住了汉代之前，由于史料缺乏加之“古史层累”造成的“信史不信”的痛点写了这本书，选取了带有文字的文物，这样的文物往往用于祭祀、祝祷等大型活动，本身就传达了很多信息，诉说了一段完整的故事，同时可以与史籍相印证，更容易展开与之相关的时代、人物、事件的讲述。

比如其中有几段有趣的故事：黄帝存在吗？尧舜的传位真的是禅让吗？

我们是炎黄子孙的记忆刻在骨血里，以至于不再质疑，历史上是否真有其人？

作者林屋公子从陈侯因齐敦上的铭文“绍緟高祖黄帝”入手，开始一步步梳理了黄帝的字义与来源，从商代开始找寻黄帝的痕迹，发现直到春秋时期，即使在《诗经·商颂·玄鸟》和《大雅·民生》两段分别讲商周人族源的史诗中都无黄帝的痕迹，作者一路往后，在《史记·封禅书》和《五帝本纪》中关于五帝源起的回溯才定位到，黄帝的概念大概形成在战国时代，而上古诸帝王在此时整合离不开当时秦帝国政治统一、“华夏”自我认同明确化的社会情境，身处其时的“陈侯因齐敦”记录的也正是这样一个“攀附”的故事，“炎黄子孙”随着政治地理边缘的扩大，渐渐成为共同文化心理认同的一块基石。

书中同样讨论了古史上很有争议的禅让话题，尧舜禹之间是禅让还是篡夺？权力的和平交接究竟是不是后人的美化？为了解答这个疑问，作者选取了出土于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郭家店的楚简、上博简和清华简中的篇章，开启了尧舜禅让的探秘。这些成于战国中期的竹简，无一例外记录了禅让这段令人称颂的佳话，反映的基本是当时普遍流行的思潮，与正史中的记录几乎可以一一印证，唯与《竹书纪年》的记载大相径庭。再从传世的《论语》《墨子》《吕氏春秋》《战国策》《孟子》等文献中对禅让的讨论，大致能推断出，禅让学说应该在前314年燕王哙禅让失败开始才遭到质疑。

跟随作者的探索能发现，很多后世的扭曲和重建，都源于当时的政治需求和思想潮流。比如原本出身贵族的管仲，却被后世塑造成出身低微命途多舛，细究当时的背景，会发现当时恰恰出于贵族政治解体的时代。再如《封神演义》中流传甚广的姜太公古稀之年才拜相辅佐武王伐纣，从头到尾不过是个励志故事，当从文物和文献中出发仔细研究才得知，太公望伐纣时正值壮年。而太公望从人变作神化的异士，与道教的兴盛脱不开干系。

在论述之间，作者总会穿插自己对待历史的看法。如在谈论“炎黄子孙”问题上，对周边民族的“华化”与文化的自我认同上，一言直指要害，“在华夏国家与民族产生的过程中，他们的形象被按照共同文化心理需要进行了塑造，华夏民族从形成之时其就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钱穆在《中国文化史导论》第三章《古代观念与古代生活》中说，“在古代观念上，四夷与诸夏实在有一个分别的标准，这个标准，不是‘血统’而是‘文化’。所谓‘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此即是以文化为华夷分别之明证。”这种观念给古代的中国人一种弹性空间，不至于在外族侵入的时候有迷失感，相反，甚至有了一种同化它族或非夏文明的文化自信。为了达到政治目的，当偏弱的文明向中原靠近时，也多借口与华夏文明靠拢，比如越国等周边四夷，借用华夏的始祖、神话、传说，将自己归于中原文明的主流体系之下。由文物的叙述上升到“何为中国”的文化溯源，在书中并非孤例。如他所说，我们并不是要通过文物推翻历史，而是要打破传世文献的记载，多结合考古发现成果，重新思考很多历史问题。

借由对上古神秘面纱的揭开，带给我们深思的实际上是一场自我认知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