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术五千年》，杨琪著，小满工作室·中信出版社，2022年3月

中国美术史就是中国美术作品的历史。正确理解中国美术史的前提之一，就是对中国美术作品有正确的感知。

中国几千年的美术创造，传承有序，琳琅满目，美不胜收。那人面含鱼的彩陶，那古色斑斓的青铜器，那稚拙饱满的画像砖、画像石，那气韵生动的吴道子人物画，那栩栩如生的赵佶工笔花鸟画，那寓意深厚的八大山人写意花鸟画，那辉煌灿烂的王希孟青绿山水画，那古淡荒寒的倪瓒水墨山水画……一直到近现代徐悲鸿的中西合璧和齐白石对传统绘画的新创造。这些作品，博大精深，几乎成为中外艺术理论家的共识。

英国艺术理论家苏立文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绘画时指出：“我已经设法指出中国山水画的丰富性、持续性以及它的广度和深度，但这里存在一个困难。当人们写到欧洲风景画时，可以不涉及政治、哲学或画家的社会地位，读者已有足够的历史知识来进行欣赏……然而在中国，这就不行了。

中国山水画家一般都属于极少数有文化的上层人物，受着政治风云和王朝兴替的深刻影响，非常讲究自己的社会地位。他们对于历史和哲学十分精通，就连他们选择的风格，也常常带着政治的、哲学的和社会的寓意。”中国美术作品的特征，内容丰富，一言难尽。择其要者，有如下几点：

从写实到写心

中国美术的发展，就其对情感的表现而言，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追求形似。

早期的所谓“画”，就是对事物外形的描绘。“画者，画也”“画，类也”“画，形也”，凡此种种，说明“画”侧重形貌。“画者，华也”，说明“画”侧重色彩。“存形莫善于画”“以形写形，以色貌色”，就是中国早期绘画理论的纲领。

新疆呼图壁岩画中的男性形象

《韩非子》中有一个故事。有一个人为齐王绘画，齐王问，画什么最难？那人说，画犬马最难。又问，画什么最容易？那人说，画鬼魅最容易。齐王又问，为什么是这样呢？那人说，犬马从早到晚都在我们面前走来走去，不能随便画，所以难；没有人见过鬼魅，可以随便画，所以容易。在这个故事里，所谓“画”就是对事物形貌色彩的如实描绘。

那么，后来人们为什么放弃了对“形似”的单纯追求呢？因为人们感到，艺术的魅力不在于“形似”。汉代刘安在《淮南子》中说：“画西施之面，美而不可说；规孟贲之目，大而不可畏，君形者亡焉。”这就是说，把西施画得很美，可是不能够打动人；把孟贲（战国时的武士，传说他水行不避蛟龙，陆行不避虎兕，发怒吐气，响声震天）的眼睛画得很大，可是不能够使人觉得威武。为什么呢？因为失去了“君形”。君形，即人物的精神。可见，对人物外貌的单纯追求，反而使艺术失去了迷人的魅力。

第二阶段：以形写神。

东晋大画家顾恺之提出“以形写神”，在中国艺术和艺术理论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形与神的关系是：神是形的灵魂，而形是神的基础。“神”有两种：一种是艺术家的“神”，我们就叫作主观的“神”；第二种是艺术表现对象的“神”，叫作客观的“神”——比如画关公就是表现关公的忠义，画张飞就是表现张飞的勇猛。

顾恺之所说的“神”是客观的“神”。试举一例：郭子仪的女婿赵纵，请画家韩干和周昉分别给自己画了一张肖像，大家都说画得很像。郭子仪就把这两张画像挂起来，不知道哪张更好。有一天，赵夫人回来了，郭子仪问：“你知道这两张画像画的是谁吗？”赵夫人回答：“画的是赵郎。”郭子仪又问：“哪张像画得更像呢？”赵夫人说：“两张都很像。但是，后画的那张像更好。因为它不仅画得很像，而且能够表达赵郎的精神性格。”顾恺之的“以形写神”理论，实际上是“形神兼备”的理论，或者说，是一种深刻的、全面的写实理论。

虢国夫人游春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