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阶段：心画。

唐宋的绘画，不管是范宽的山水画、赵佶的工笔花鸟画，还是张择端的风俗人物画，都成为写实绘画发展顶峰的标志。人世间一切事物的发展，达到了顶点，便向反面转化。北宋中后期，郭若虚提出“画乃心印”，苏轼提出“不求形似”，成为从写实走向写意、从模仿走向心画的开始。

在中国美术发展史上，苏轼第一次提出，绘画中的“神”是艺术家的主观精神。苏轼的表兄文同是大画家，以画竹著名于世。苏轼说，文同的《墨竹图》，不仅仅是对客观的竹的反映，而且是画家人格的表现。苏轼本人的《枯木怪石图》，也是自己精神世界的表现。在《枯木怪石图》中，那怪石笔意盘曲，好像凝聚着一团耿耿不平之气；那古木扭曲盘结，挣扎向上，好像冲天的浩然之气。这幅作品最可贵之处就在于不求形似，直抒胸臆，意趣高迈，画如其人，堪称文人画之典范，也是写意花鸟画开山之作。

苏轼是第一个对形似提出尖锐批评的人，但他反对的形似是画工那样离开神似的形似，而不是一切形似，他对离开形似的作品也提出尖锐的批评。而他提出“论画以形似，见于儿童邻”这个批判形似的理论，一直到了元代，才在绘画作品中得到普遍的贯彻。元代，心画成为绘画的主流。

如此，中国的绘画，以元代为分水岭。在元代之前，追求形似，师法造化；在元代之后，追求神似，表现心灵。元朝由蒙古人统治，在汉族画家看来，无国可爱，无君可忠，生活是痛苦的，精神是悲观的，前途是绝望的。但是，在元代的绘画作品中，没有杀戮，没有死亡，没有流血，只有清风明月、平山秀水、梅兰竹菊。著名画家王冕笔下的《墨梅图》《南枝春早图》，竟然是繁花似锦，千朵万朵，竞相怒放，生机盎然。在不明就里的人看来，这哪里是“天翻地覆”的元朝，分明是汉唐盛世；哪里是国亡家破的画家身世，分明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应当怎样理解元代的绘画呢？元代汤垕在《画鉴》中说：“画梅谓之写梅，画竹谓之写竹，画兰谓之写兰，何哉？盖花卉之至清，画者当以意写之，不在形似耳。”什么叫作“写梅”？“写梅”与“画梅”有什么区别？写者，泻也，泻自我之情也。王冕笔下的梅花，不是对国家命运的愤慨、对人民灾难的叹息、对前途迷茫的无奈，而是对纯洁心灵的宣泄。只有繁花似锦、生机盎然的梅花，才能够表现画家那蔑视权贵、不慕名利、耿介拔俗、潇洒出尘的纯净心灵。

军队可以被征服，土地可以被占领，但是，有一个领域既不能占领，也不能征服，那就是画家的心。总之，心是中国绘画的灵魂。明代董其昌说“一切惟心造”。画中的气象氤氲，原是心中的灵韵磅礴；画中的古木萧疏，原是心中的高逸耿介；画中的一轮寒月，原是画家照耀万物的心。

西方绘画的基本理论就是绘画是对自然的模仿，他们争论不休的问题是：绘画究竟是自然的“儿子、孙子还是老子”呢？中国绘画表现心灵，对于西方画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做出了自己全新的回答：绘画既不是自然的“儿子”“孙子”，也不是自然的“老子”，绘画就是我自己。画如其人，画就是我，我就是画，画我同一。

西方绘画追求真，中国绘画同样追求“真”。西方绘画的“真”，是真实地反映了外部世界；中国绘画的“真”，是真实地表现了心灵世界。西方绘画的“真”，靠形似；中国绘画的“真”，不求形似而求神似。西画“真”的表现方式，要靠笔，笔不到就没有“真”；国画“真”的表现方式，不仅仅靠笔，主要靠“意”，是“意到笔不到”的“真”。被誉为西方艺术史泰斗的贡布里希发表了中肯而深刻的意见：“任何艺术传统都超不过远东的艺术。中国的艺术理论讨论到了笔墨不到的表现力。”

气韵生动是中国绘画的精髓所在

气韵生动是中国绘画的精髓所在。可以说，不懂得“气韵生动”，就不懂得中国绘画。何谓气韵生动？最简单地说，就是“活”，就是生命。国画最大的特点，最迷人的魅力，就是表现活的生命。

这个特点源于中国哲学。《易经》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里的“天”，不是指大气层，而是指世界。世界的运动，刚强劲健，因此，君子要像“天”一样，自强不息。《易经》又说：“天地之大德曰生。”世界究竟是什么？西方人说，世界是物质，或者说，世界是精神。中国古人说，世界是一个活生生的、不断流转、生生不息的生命。所以，绘画就是要表现活的生命。明代董其昌说：“画之道，所谓宇宙在乎手者，眼前无非生机。”中国艺术的生命就叫作“生意”，古人说的“气韵”“生机”“生趣”“生气”，都是生命的意思。

马家窑文化舞蹈纹彩陶盆

也许您会问，人物画、花鸟画是有生命的，山水画也是有生命的吗？是的。中国人是以生命的精神看待大千世界的，中国的山水画，不论是深山飞瀑、苍松古木还是幽涧深潭，都不是冷冰冰的、没有生命的死物，而是活泼泼的生命。郭熙、郭思说：“山以水为血脉，以草木为毛发，以烟云为神采。故山得水而活，得草木而华，得烟云而秀媚。水以山为面，以亭榭为眉目，以渔钓为精神。故水得山而媚，得亭榭而明快，得渔钓而旷落。”你看，山水像一个人一样，有血脉，有毛发，有神采，有秀媚，有精神。一句话，那就是活的生命。

中国绘画的终极目的：教人做一个灵魂纯净的好人

中国绘画的显著特征就是与哲学的密切联系。

中国的哲学寓于艺术之中，中国的艺术又是哲学的延伸。傅抱石先生说：“中国绘画是民族精神的最大表白，也是中国哲学思想最亲近的某种形式。”中国绘画是中国古代哲学培育的绚丽花朵。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最大的不同就在于：西方哲学的研究对象是外部世界的本质，其目的就是教人如何正确地认识和改造外部世界，而中国哲学研究的对象是人的内部精神世界，其目的就是教人如何做一个好人。儒释道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做一个灵魂纯净的好人。

人物龙凤图

西方哲学影响了西方绘画，西方绘画重再现、重模仿、重典型，绘画追求的目标是真和美，西方绘画的终极目的是使人获得审美愉悦。中国哲学影响了中国绘画，中国绘画重表现、重抒情、重意境，中国绘画的终极目的就是教人做一个灵魂纯净的好人。人物画的终极目的就是戒恶劝善，画一个好人，供人敬仰；画一个坏人，使人切齿。山水画的终极目的就是教人淡纷争之心，启仁爱之性。花鸟画（例如梅兰竹菊）的终极目的，是教人具有崇高道德和纯净心灵。

几千年来，中国绘画创造了无数名垂青史的佳作，在这些佳作背后，往往有艺术家纯净善良的灵魂。

鲁迅说：“美术家固然需有精熟的技工，但尤需有进步的思想与高尚的人格。他的制作，表面上是一张画或一个雕像，其实是他的思想与人格的表现。”正是画家纯净的灵魂，感染着、陶冶着、影响着、净化着我们观者的灵魂。做一个灵魂纯净的好人，这就是中国绘画的终极目的，也是这本书的终极目的。

本文经出版方授权节选自《中国美术五千年》，标题为摘编者所加，所用插图均来自该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