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翁万戈和夫人程华宝，历经半个世纪，踏遍海外各大知名博物馆，拍摄了数以万计的海外馆藏中国文物照片，留下了当时海外馆藏文物的真实记录。与现在我们看到的经过文物专家的精心修复的博物馆展品相比，这些文物的“原始”状态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每件延续着千百年文化传承的文物背后，都有一段流转的故事、历史的烟云。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中，即使是无比珍贵的文物也难以保全。20世纪40年代，华人社会活动家、收藏家、导演、学者翁万戈和夫人程华宝，历经半个世纪，途经欧、美、日、韩等国，足迹踏遍海外各大知名博物馆，拍摄了数以万计的海外馆藏中国文物照片。

在经由嘉德艺术中心编著的《海外遗珍：翁万戈镜头里的中国文物》中，翁万戈悉心甄选了1000余幅具有代表性的摄影作品，向大家展示这些珍贵的海外馆藏中国文物，还重点介绍了它们的入藏时间、价值认定、流转故事等，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些中国文物的流散过程及目前归宿。在该书前言中，翁万戈说道：“中国的文物从巨大的云冈石窟到很小的鼻烟壶，经过几千年的天灾人祸，仍然存世的不计其数。它们都是历史的痕迹，各有其价值。”

身为翁同龢第五代传人的翁万戈，家学渊源深厚，谙熟历史考古并精于书画鉴定。书中收录有海外馆藏珍贵中国文物448件（组），涵盖书画、敦煌遗画、壁画、佛造像、墓葬雕刻、青铜器、陶瓷器、玉器、金银器9个门类。可以说，《海外遗珍：翁万戈镜头里的中国文物》既是难得的历史文献资料集成，是查询海外馆藏文物的权威工具书，同时也是全门类了解中国文物艺术品的入门、进阶读物。如今，即使有机会环球探访这些著名博物馆，恐怕也无法一一尽览这些珍贵馆藏。

以下内容选自《海外遗珍：翁万戈镜头里的中国文物》，较原文有删节修改，文中所用插图均来自该书。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海外遗珍：翁万戈镜头里的中国文物》，寇勤主编，嘉德艺术中心编著，文物出版社2021年12月版

《历代帝王图》

《历代帝王图》【唐阎立本（传）】，现藏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

（《海外遗珍：翁万戈镜头里的中国文物》插图）

此作旧称“古帝王图”，描绘自西汉昭帝刘弗陵到隋炀帝杨广十三位帝王，加侍从共绘46人。每位帝王的右上方各配有一段楷书榜题，如“魏文帝曹丕”，标明他们的身份。帝王的身高比例相较侍从要大许多，体现早期人物画中突出主人公的表达习惯。

画家对所绘帝王的褒贬态度十分明确，开国之君表现得气宇轩昂，昏君、亡国之君则表现得萎靡不振或面露凶相，体现其中的历史观念。图绘古帝王像有悠久的传统，早期壁画中就有许多表现，被认为有“明劝诫，著升沉”的政治功用。

此作无名款，曾被归于初唐阎立本名下，现更倾向于是后期摹本。一些帝王的服饰、姿态十分类似，很可能来自相同的稿本。其中前六帝与后七帝差异较大，并非出自一人之手，甚至并非创作于同一时代，现多认为前六帝为北宋摹本，后七帝则可能创作于唐代。敦煌莫高窟初唐壁画中有帝王形象与此作近似，可在图像上互为印证。此作破损严重，流传过程中几经修补和重新装裱。卷后有自北宋富弼始历代题跋，南宋及元代时曾被收入宫廷，清末为梁鸿志转售海外。

《五色鹦鹉图》

《五色鹦鹉图》【北宋赵佶（传）】，现藏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

（《海外遗珍：翁万戈镜头里的中国文物》插图）

此作画法工细，施以重彩，颜色沉稳，艳而不俗。画前有宋徽宗瘦金体书写《咏鹦鹉诗》一首并序，提到五色鹦鹉的来源以及入画的原因：“五色鹦鹉来自岭表，养之禁御，驯服可爱……纵目观之，宛胜图画，因赋是诗焉。”落款处字迹虽有部分脱落，但仍能辨认出是宋徽宗的花押签名“天下一人”。

因这些题字落款，此作曾被归于宋徽宗名下，现一般认为并非其亲笔，而是由徽宗朝画院画家所作。作为君主的宋徽宗无疑是失败的，他被指责玩物丧志导致国家灭亡。不过他的艺术修养的确很高，在他的倡导下，北宋宫廷画院一度十分兴盛，名家云集，产生了大批经典书画作品。他本人的书画创作及审美理念更是对中国书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此卷元代曾归内府，明末清初时为戴明说所收，后又经著名藏家宋荦收藏。乾隆时期入宫廷，著录于《石渠宝笈初编》，清末归恭亲王奕。民国初年，此作流入日本，为山本悌二郎所藏，著录于《澄怀堂书画目》。1933年，此作入藏波士顿艺术博物馆。

《古柏图》

《古柏图》（明文徵明），现藏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

（《海外遗珍：翁万戈镜头里的中国文物》插图）

枯木竹石是文人墨戏中的常见题材，文徵明晚年作品中常有古木出现。此卷为画家81岁时所作，与《虞山七星桧图》相较，画风更为粗放老辣。古柏的树干仍然以中锋长线表现，但线条更粗，笔墨更浓。石头则全用干笔，笔锋变化多端，呈现出明显的飞白效果。

本幅有画家自题七言诗，款署：“徵明写寄伯起茂才。”伯起即张凤翼，比文徵明小50余岁，与其弟张献翼、张燕翼在苏州并有才名。张凤翼和彭年在卷后的题跋中详述了此卷的创作缘由：嘉靖庚戌（1550），23岁的张凤翼卧病于石湖僧舍。

彭年拜访文徵明时，将这个消息告诉了他，文徵明遂画《古柏图》寄赠小友。画上所题七言诗引用了杜甫《古柏行》诗句，以示激励。张凤翼收到这件作品后，得诸多吴地文人和题，因此加倍珍视；后来家中所藏名作散佚殆尽，仍将这件作品保留了下来。他86岁时再展此卷，感念非常，写下七言诗追和。

今天我们见到的卷后题跋者依次为：王榖祥、周天球、陆师道、袁尊尼、黄姬水、袁褧、陆安道、文彭、文嘉、彭年、张凤翼，可以说是吴门文人交游圈的一个缩影。从“蓉峰鉴赏”“吴邑刘恕审定”“顾子山秘箧印”等鉴藏印可知，此卷曾经刘恕、顾文彬等收藏，后流失海外，1946年入藏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

《辋川别业图》

《辋川别业图》（清王原祁）局部，现藏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海外遗珍：翁万戈镜头里的中国文物》插图）

“辋川图”是中国绘画史中的传统母题，描绘唐代诗人、画家王维的隐居之地——辋川别业。史志载辋川位于陕西蓝田县南，山水绝胜，王维曾作《辋川别业诗》二十首，编《辋川集》，又于清源寺壁上画《辋川图》。王维原作已不存，然自宋迄清，各种版本的“辋川图”不断涌现。在众多的“辋川图”中，王原祁的这件《辋川别业图》乃是十分精彩的一件。王原祁在题跋中描绘了此图的创作过程：“未见粉本不敢妄拟，客秋见行世石刻，并取集中诗参考，以我意自成，不落画工形似。”可见他绘此图时既有“粉本”依据，又有个人创意。

展开此卷，如临王维诗中意境，而这个意境却又不是写实的，是王原祁用笔墨设计创造的一个理想田园。据题跋，此图作于1711年，绘制时间长达九个月。此时王原祁年届七十，绘画技法与艺术风格已相当成熟。虽然画家创作此图时必定相当谨慎细致，但用时如此之久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只能在“公事之暇”加以点染。这件“公事”应该就是为康熙补绘《万寿盛典图》。在董其昌的“南北宗论”中，王维是文人画的鼻祖，而身为“南宗”正统承继者的王原祁选了这样一个时间节点来绘制“辋川图”，或许有其用意所在。

卷前有吴湖帆题签并录王维《辋川别业诗》二十首，卷后有黄易、吴湖帆等跋，并有吴华源、徐邦达、唐云、张大千、汪亚尘、高逸鸿、凌淑华观款。此作为王季迁旧藏，1977年入藏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凉州瑞像图》

《凉州瑞像图》（唐），现藏大英博物馆

（《海外遗珍：翁万戈镜头里的中国文物》插图）

《凉州瑞像图》是一幅珍贵的早期刺绣佛像作品，代表了唐代刺绣的艺术水准。主尊佛立于青色华盖下，莲花宝尊上，左手于胸前持袈裟一角。右手下垂，掌心朝外，手指指向地面，这一手印为“与愿印”，含慈悲之意，表示佛陀可实现众生的祈愿。佛陀身侧伴有二菩萨与二弟子，下立两头护法狮子，左下为五位女供养人像，右下为五位男供养人像。

关于画面主题，一种观点认为是“释迦牟尼灵鹫山说法”，主要依据的是主尊佛背后出现的岩山形象；另一种观点认为主尊佛的姿态更接近“凉州瑞像”。相传高僧刘萨诃（360~436）于北魏太延元年（435）西行求法至凉州番禾御谷山时，曾预言此山将有宝相出现，如残缺则预示战乱动荡，如完整则预示天下太平。至北魏正光元年（520），一日御谷山果然雷电大作，山崖震动，一声巨响后石壁上骤现一身无首石佛，身高一丈八尺。此后数十年间便如刘萨诃预言一般，政权更迭，天灾不绝，更于北周武帝时发生了大规模的灭佛运动。凉州瑞像信仰在西北地区极具影响力，这类图像的出现与流行与当时连年战乱社会动荡，末法思想流行息息相关。

这件刺绣作品以细密的针脚表现出了生动的造型与微妙的色彩变化，由斯坦因从敦煌莫高窟第17窟藏经洞带出，1917年入藏大英博物馆。

人面盉

《人面盉》（商），现藏美国弗利尔美术馆

（《海外遗珍：翁万戈镜头里的中国文物》插图）

盉是商周时期的盛酒器，其功能主要是用来调和酒、水。盉的造型并不固定，一般为狭口、深腹、带盖，前有流用于倾倒，后有鋬用于手持的容器。通常为三足或四足，也有极少例子是圈足的。盉这一器型最早出现于商早期，春秋后较少见。

人面盉造型极为独特，不论在传世或新出土青铜器中，都是目前为止仅见的一件。对比历史照片，可知这件铜盉出土时保存状况不佳，周身布满铜锈、纹饰模糊不清，后经清洗和修复后，方现本来面貌。

这件盉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器盖被铸造为人面，当然这个人，并非表现寻常之人——他的头顶有一对角，展示出某种殷人追寻的神异性。人面盖扣合在器身上，人脸朝天，似乎在凝视天际。器身较扁，圈足，有流。颈部两侧有兽面装饰的贯耳，位置正好与人面双耳的耳孔对应，应是携带、移动时，便于穿提绳。器身在云雷纹衬底上有浅浮雕装饰，尤其贯耳下方装饰的爪状双臂，似乎是暗示器身是人面延续的躯体，让人颇多联想。

民国时期著名藏家黄濬据其收藏和所见到的安阳出土文物，编纂成《邺中片羽》三集六册，其中青铜礼器130多件。正是此书最早著录了人面盉。这件造型独特的人面盉，亦为卢芹斋经手文物，1942年进入弗利尔美术馆收藏，成为该馆馆藏精品之一。购置款项由弗利尔捐赠基金提供。

花鸟纹六瓣鎏金银盖盒

花鸟纹六瓣鎏金银盖盒（8至9世纪），现藏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

（《海外遗珍：翁万戈镜头里的中国文物》插图）

盒面隆起，盒底微凸，子母口扣合。盒身呈六曲花瓣形，分瓣尖端明显且大小相等，曲瓣为菱花形，外侧上下分饰宝杵纹样、鱼子地纹。盒面每瓣交替饰有花、鸟纹样。

三瓣折枝花卉纹样，其中两瓣纹样相同，均为带蕊花卉，上方配以蝴蝶；另外一瓣无蕊花卉造型类似，无蝴蝶。三瓣禽鸟纹样均有所区别，分别为鸳鸯回首、正视与飞燕。六瓣之间以粗大的缠枝纹勾连起来，又以鱼子纹作地。这样的纹样安排，有序中透露出细微差异，体现了设计上的巧妙趣味。工艺上，器身、花纹锤揲而成，细部平錾加工，纹饰鎏金。其制作代表了唐中后期高超精湛的金银器工艺水平。

蝴蝶、花卉、鸳鸯、飞鸟，这些纹样均是民间喜闻乐见的装饰样式。这件鎏金银盖盒，其纹样种类丰富多样，透露出浓郁的生活气息与世俗情趣。另外，以菱花形为造型的器物，主要出现在7世纪末、8世纪初，于8世纪以后流行。

本文经出版社授权刊发。编著：嘉德艺术中心；摘编：安也；编辑：张进；导语校对：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