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嵘《诗品序》论五言诗创作时指出：“故诗有六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六义”说源出汉代《毛诗大序》，其云：“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根据汉儒的解说，“赋”是铺陈直说，“比”和“兴”皆是依托外物进行表达。比较来看，钟嵘更重视“比”“兴”，特别是“兴”，把“兴”置于首位加以特别强调，并直接从“文已尽而意有余”的审美效果上进行解释，这种处理方式颇耐人寻味，值得我们关注。笔者认为，钟嵘之所以强调“兴”，正是看到了这种表现手法所具有的特质，及对五言诗写作的重要意义，同时，也想以此对当时五言诗写作的弊端作出纠正。

首先，钟嵘以“兴”居首，是强调其所带来的“文已尽而意有余”的审美效果。对“赋”“比”“兴”这三种诗歌表现手法，钟嵘其实并非厚此薄彼，只是要求对三者“酌而用之”。就当时五言诗写作情况来看，“赋”的手法是不可或缺、最为重要的。《诗品序》云：“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耶？”钟嵘把五言诗与四言诗比较，认为五言诗的表达功能更强，而五言诗之所以能做到指事造形，穷情写物的“详切”，贵在“赋”手法的运用。

但是，由此也会带来问题，如果诗歌纯用“赋”的手法，则会言尽意尽，言外无意，缺少令人回味的审美感受。正如《诗品序》中所说，“若但用赋体，则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矣”。这样“文已尽而意有余”的审美意味也就被相对削弱。钟嵘在《诗品》中，从“赋”的角度品评诗人诗作时，多示以批评态度。如《诗品上》评谢灵运诗，钟嵘认为谢灵运因“兴多才博”，而使得其诗歌写作“内无乏思，外无遗物”，但也因此造成“颇以繁芜为累”的缺陷。又如《诗品中》评颜延之诗“体裁绮密”，评谢朓诗“微伤细密，颇在不伦”，评张华诗“其体华艳，兴托多奇”等亦是此意。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可反观“比”“兴”的作用。正如清吴乔《围炉诗话》卷一所说：“比兴是虚句活句，赋是实句。有比兴则实句变为活句，无比兴则虚句变为死句。”“比”“兴”之所以具有虚句、活句的特点，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依托外物来表情达意，这样使得诗歌不仅形象生动，诗歌语言也更显含蓄蕴藉。

其次，“兴”更能体现诗歌吟咏情性的本质。汉魏以来，抒情言志成为诗歌创作的重要倾向；诗歌的言情本质，也成为陆机、刘勰、钟嵘等批评家之共识。钟嵘基于汉魏以来诗歌创作的实际，对诗歌的抒情本质有深切的体察。（据有的学者研究《诗品》最初可能是一部诗歌选本，今天所看到的只是序和具体的评语。据王叔岷《钟嵘诗品笺证稿》、曹旭《诗品集注》等选录的所评诗人的相关诗作来看，大多不离言志抒情。）相对于之前的有关论述，钟嵘对吟咏情性的诗学观点表述得更为充分。他在《诗品序》开头就指出创作冲动的发生就是情感表达的需要：“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钟嵘还就诗人情感的多样性进行了描述：“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诗人所表达的情性，有家国政治层面上的，更多有个人的生命感悟、生活遭际的内涵。

而且，钟嵘特别注意到生活的悲剧性情境对诗歌创作的触发作用，他所谓“性情”，也多具有悲怨的意味。钟嵘品评诗人诗作时，亦多涉及“怨”的观察。如评李陵诗：“文多凄怆，怨者之流。”评班姬诗：“怨深文绮。”评曹植诗：“情兼雅怨。”评左思诗：“文典以怨。”评秦嘉、徐淑夫妇诗：“文亦凄怨。”可以说，诗歌的吟咏情性，是钟嵘对诗歌本质的明确表达，是他进行诗歌品评的逻辑起点。

当然，就具体的表现手法来说，“赋”“比”“兴”都可以用来吟咏情性。但作为个人情感，有的可以言说，有的也难以直接表达。明代李东阳《麓堂诗话》云：“所谓比与兴者，皆托物寓情而为之者也。盖正言直述，则易于穷尽，而难于感发。惟有所寓托，形容摹写，反复讽咏，以俟人之自得，言有尽而意无穷，则神爽飞动，手舞足蹈而不自觉，此诗之所以贵情思而轻事实也。”这就要求诗人不仅抒发情感要寄寓于外物，而且诗歌的艺术效果也应是“文已尽而意有余”，如此，才能体现出钟嵘所谓的“最有滋味”。

其三，“兴”有助于纠正刘宋以来“文贵形似”的弊病。刘勰《文心雕龙·明诗》指出刘宋以来的诗歌，“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情必极貌以写物”；《文心雕龙·物色》进一步指出：“近代以来，文贵形似。窥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吟咏所发，志惟深远；体物为妙，功在密附。”描述了当时诗歌写作对自然外物的关注及“形似”的艺术追求。钟嵘《诗品》中也多见从写物的角度作出的品评。如评张协：“巧构形似之言。”评谢灵运：“尚巧似。”评鲍照：“善制形状写物之词。”评许瑶之：“长于短句咏物。”客观来看，诗歌创作描写外物并追求形似，这也无可厚非。但是在钟嵘看来，如果为写物而写物，无疑是偏离了的诗歌的抒情本质，而且，对自然外物越是进行婉转附物式的刻画，则其“文已尽而意有余”的意味就越相对削弱。因此，钟嵘有关“巧似”之评，也暗含着不满之意。唐宋以来诗论中，先后出现了兴寄、兴象、兴趣等理论主张，也推动着描写自然风物的诗歌创作的演进。而追源溯流，则不能回避这些诗歌理论及实践与钟嵘诗学思想的渊源关系，亦可看到钟嵘所表现出的敏锐诗学眼光。

总体来看，钟嵘《诗品》完全是基于汉魏以来的诗歌创作实际，及当时有关利弊倾向展开其诗歌批评的。钟嵘的“赋”“比”“兴”之论，特别是对“兴”的意见，应该说有其特别的用意。可以说，钟嵘立足于诗歌吟咏情性的本质要求，结合当时描写外物的创作风气及一些弊端，提出了关于五言诗的写作要求。同时，就“赋”“比”“兴”的排列来看，《毛诗大序》以“赋”为先，盖如孔颖达所说，直言为正，这是从诗的政治教化立场上来说的。而钟嵘把“兴”特别强调，正说明诗歌是一门文学艺术，具有形象思维的特征，是一种个人情感的表达。在这方面，钟嵘与陆机、刘勰是一致的，也由此可见，魏晋南北朝的诗论，对汉代以来的儒家诗论，已表现出一定的偏离。要之，《诗品》体现出了钟嵘对诗歌审美的辩证思考及理论建构，其“赋”“比”“兴”之论，无疑是其诗学批评理论体系的重要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