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括起来，《千里江山图》既是孙甘露个人在长篇小说创作领域的一次全新亮相，20多年前的那个“追风顽童”对自己当年“反小说”的写作进行了一次扬弃性的“革命”，同时也带来了一种别开生面的“红色叙事”。作品中所呈现出的那种对中国共产党人面对敌人疯狂血腥围剿屠杀时所表现出的不屈不挠、英勇顽强的革命意志与坚强抗争的艺术性书写，对其中充盈着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进行文学性的礼赞……这些当然都是名副其实的“主题性”写作，但同时又是一部用纯小说的形式，艺术地表现腥风血雨时期我党艰难成长历程、特色突出、个性鲜明的虚构性作品。它完全没有本文开始时所描述的在同类题材写作中存在的“雷同”的“叙事范式”。因此，《千里江山图》是“红色”的，又是艺术的；是“主题性”的，又是个性的。或许也可以反过来讲：这是一种艺术性的“红色”和个性的“主题性”。本人翻来覆去地如此啰嗦，绝无玩文字游戏之意，而只是因为，倘以文学的形式从事“主题性”创作，那么惟有艺术性更鲜明、个性更张扬，“主题性”方可更突出更鲜明，由此而产生的社会效果也必然随之而更强更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