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桑德豪斯（DerekSandhaus）的《在中国喝醉：白酒与世界最古老的酒文化》（DrunkinChina:BaijiuandtheWorld'sOldestDrinkingCulture）（2019年）是一本类似于中国酒文化大观的书，谈论酒在中国的历史、酒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等。在书中李白、杜甫等好饮的诗人一一登场，共同展现了诗酒的斑斓多姿，彰显了醇厚的中华文化。在桑德豪斯看来，酒之于中国，犹如“文明之血液”。这是一个有着七千年饮酒历史的国度。当一个人饮一杯中国酒时，“便融入了一个七千年之久的文化传统”。

陈洪绶《李白宴桃李园图》（1650）资料图片

一、杜诗与“浊醪”

《在中国喝醉：白酒与世界最古老的酒文化》的卷首引用了杜甫《落日》一诗的尾联“浊醪谁造汝，一酌散千愁”作为题献，英译为：“噢，酒，谁给了你微妙的神力？/只需一小杯便可以淹溺千种的愁。”作为一部介绍中国酒文化的书，这是一个极为巧妙的选择，一开始便将诗与酒、酒与人生联系在一起，表述了酒对于中国人生活和文化的重要性。它的英译并非出自桑德豪斯之手，而是引自英国汉学家翟理斯（HerbertGiles）120多年前所译的一个集子《古今诗选》（ChinesePoetryinEnglishVerses）（1898年）。在原来的译本中，翟理斯将《落日》的题名换成了《酒》，但在这里，桑德豪斯又重新改为原名。翟理斯的译笔浅白晓畅，不过“浊醪”与“散千愁”两处均未译出：前者指未经过滤、粗制的酒，后者指史册所载的一种被东方朔命名为“怪哉”的小虫，遇酒即化，故有“散愁”之说。

“浊醪”一词自带粗粝之感，有随性之意，不讲究精致。老杜尤其喜欢拿这个词来指称酒，在诗中屡屡使用：“钟鼎山林各天性，浊醪粗饭任吾年。”“浊醪必在眼，尽醉摅怀抱。”“浊醪自初熟，东城多鼓鼙。”“事业只浊醪，营葺但草屋”等等。这一方面和他潦倒的生活状态不无关系——他常常囊中羞涩，无沽酒之钱：“蜀酒禁愁得，无钱何处赊。”大诗人胸怀旷达，能够苦中作乐，随遇而安；另一方面也有审美的考虑：“浊醪”的要义在于不修边幅，在于一种质朴无华的感受。“葡萄美酒夜光杯”反而太过强调那种雕琢、修饰、工整的意味，不若“浊醪”来得天然纯粹，这正是“浊醪有妙理，庶用慰沈浮”的道理：纵是浊酒，几杯下肚，亦可让人陶然忘忧，暂不必挂心仕途坎坷、命运多舛。“浊醪”这个小小的词，宛若不经意间在文字中投下的石子，激起细微的波澜，制造了意义表达的起伏荡漾。若无它在场，诗歌则如一潭止水，太过平淡无奇。由此可见，从文化中提炼出的掌故，既可为诗文增色，亦可以含蓄地表达内容和思想。这么一来，诗的一呼一吸，都牵连着文化的脉搏。可惜这一层多余的意蕴在译文中完全消失了。

此外，浊醪、醪糟等词也指向了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文化中所理解的“wine”的酒文化，其中牵涉中国的传统酿造工艺。

济慈《夜莺颂》里这样写道：“啊，但愿饮一口美酒，/一口曾在地窖冷藏多年的佳酿！”诗中，“美酒”用的是“vintage”一词的本意。无论是“wine”还是“vintage”，共有的词根均是“vinum”（葡萄酒），与vineyard（葡萄园）等词均指向了葡萄这一原材料。古罗马人说：Invinoveritas（酒中有真理或酒后吐真言），vino便是葡萄酒。与之相比，醪糟、浊醪等词指向的是谷物类酒，从原材料到酿制工艺都大不相同。以“wine”译“浊醪”，这种方法对于译者而言自然简单易行，不过也暴露了酒在跨文化的旅行中所遭遇的屏障。在很多情况下，译文很难还原其原初语境进而曲尽其妙。

翟理斯译《聊斋志异》资料图片

二、谷物酒与葡萄酒

关于“酒”字翻译的难度，一百多年前，翟理斯在较早介绍中国酒文化时便深有感受。他认为：现代中国的酒和孔子时代的酒并无二异，都是“由米发酵、蒸馏的烈酒”，“虽然大量诗文显示中国人在历史上也饮用葡萄酒，但这种酒自15世纪后便消失了”——当然，他的判断并不准确，酒的蒸馏技术一般认为开始于元代，中国的酿酒在原材料、工艺等方面也要远比这句话所传达的信息复杂得多。不过，翟理斯主要是为了强调中国的“wine”并非西方人普遍理解的“葡萄酒”，以及用“wine”来表达中国酒只是权宜之计，这么说也无可厚非。虽然在谈中国的酒文化时，他援引了古雅典的饮酒风俗来加以比较，认为两种文化之间有着诸多共通之处，都热衷于饮酒时划拳、赋诗、听音乐，都喜欢在饮到酣畅处换上大杯，“在中国的小说中，半醉的英雄人物总是毫不例外地叫嚷换上大的杯盏”，但是，看似有可比之处的两种文化之间又存在着巨大的不同。

桑德豪斯的著作也提及了“酒”与“wine”对译的问题，强调“‘酒’在中文中是一个表意极为宽泛的词，用来指称所有含酒精的饮品，包括白酒、黄酒、啤酒和葡萄酒，使得它的翻译在多数情况下困难重重”。再者，白酒之中，又有不同的品类，如各种香型的区分也不可混为一谈：“就像威士忌或杜松子酒的分类一样，它们除了有着共同的起源，其他方面几无可通约之处。”桑德豪斯对中国人的造酒术进行了考古，指出“曲”的发明至关重要，让中国酒的历史演化从此走向了一条不同的道路，其重要性不啻于中国的第五大发明。实际上，他没有提及的是，在中国的文化中，“曲”会被用来指代酒。元代白朴《寄生草·饮》中写道：“糟腌两个功名字，醅渰千古兴亡事，曲埋万丈虹霓志。”从酒糟到浊酒（也即“醅”），再到“酒曲”，恰巧涉及了中国酒的酿造技术。

不过，唐代的酒既有谷物酒，也有葡萄酒，既有“浊醪”，也有玉液琼浆。如翟理斯所言，至少在一段历史时期，谷物酒与葡萄酒都是存在于中国的饮品，只是后者更加珍贵稀有。美国著名学者薛爱华（EdwardHetzelSchafer）在《撒马尔罕的金桃》里谈及唐朝的“外来物”时，就以酒为例，聚焦了中西文化交往之中的葡萄酒。其中《葡萄与葡萄酒》一节写道，中国人早就“精通从谷物中提取发酵性饮料的方式了”，到了唐朝，“稻米已经成为酒精饮料的主要来源”。不过，随着唐王朝的日益发达，外国佳酿也传入中土。“唐朝统治初年，由于唐朝势力迅速扩张到了伊朗人和突厥人的地方，而葡萄以及葡萄酒也就在唐朝境内变得家喻户晓”，葡萄酒的酿造工艺也随之传入中国。

《在中国喝醉：白酒与世界最古老的酒文化》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