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舶来品”与共享的诗意

唐朝人热衷于将新奇的事物入诗，变成一种特殊的意象。“葡萄酒在当时的确被认为是一种能够唤起迷人的联想的、精纯稀有的饮料。”薛爱华指出，“在8世纪时，葡萄虽然已经移植到了唐朝的土地上，然而杜甫还是在一组新奇陌生、非汉地物品的比喻中使用了葡萄这个词。他在诗中以‘葡萄熟’对‘苜蓿多’——两种植物都是在公元前2世纪时由张骞引进的，而且都是相当古老的比兴对象，在这首诗中，杜甫还以‘羌女’与‘胡儿’相对。”在李白的诗中，葡萄酒、金叵罗、鹦鹉杯，都属于相对陌生、稀有的事物，因而天然带有几分神秘和浪漫。薛爱华说：“舶来品对人们有着强烈的吸引力。”来自一个陌生文化的名字总带有一丝神秘感。即使我们对于这个名字的意思不明就里，也不认识以此为称呼的人，也会觉得它带着某种异域的、审美的色彩。柯勒律治的名诗《忽必烈汗》，第一句就是忽必烈汗在大都建了座长乐宫。无论是“忽必烈”还是“大都”，诗人都是要一下子就把西方的读者带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钱钟书先生就说过，不识地名人名之美者不足以言诗——如果从地名、人名里体会不到美，就缺少一种谈诗的感性了。

在一定程度上，名物的稀有性，也赋予其一种特殊的陌生感，或者是音乐感，然后让我们觉得它所形容的人或者物是超凡脱俗的。从文化交往的另一端看李白，道理也是相通的。无论是他的好饮，还是他的诗名，皆是陌生的存在，所以对于英语读者而言天然地具有诗意或者是浪漫感。当代爱尔兰诗人马洪（DerekMahon）有一首题为《一个好奇鬼》的诗，其中写到了曾任船长的岳父，并设想了在另一种生活里和他转换了身份，这位船长可能是一位诗人，而自己则是一名水手：“……我曾申请加入商船海军/却未通过视力测验/后来沦为一个疯癫的抒情诗人。/你如李白一般失衡落水后，/他们在你的储物柜里发现了未发表的诗篇。”这里将中国唐代诗人李白和自己的岳父相提并论，将诗的艺术追踪到遥远的异域与久远的年代，通过这种跨越表达了诗的亲切、朴素与恒长。诗并不专属于某个群体，而是一种跨越民族、超离时空的共有的艺术。

太白好酒，有“因醉入水中提月而死”的说法，虽是传说，不过却也符合他的气质，对此西方人亦有耳闻。翟理斯《中国文学史》对此就有提及。桑德豪斯所编写的中国酒的编年史专门列出了李白的出生年份，第二章篇首便援引了李白的《将进酒》，也提及了他醉酒后在扬子江中捞月溺亡的传说。在另外一首诗中，马洪写到了“黄河月色”，让人想到了李白诗中的黄河意象。中国的黄河与爱尔兰本土的景观毫无违和感地出现在同一首诗中，形成了一种新奇的回响。无论李白用“葡萄酒”“金叵罗”，还是马洪用“李白”“黄河月色”，两个相对陌生的名词，将这两首诗预设的读者瞬间迁移到另一个时空之中，传达了神秘的诗意。

酒可以引起颇具浪漫色彩的想象，成为一种文化、一个人群、一个时代的文化表征物。酒也因为这样的联系具有了个性——朗姆酒让人想到了海盗，杜松子酒让人想到18世纪的英国民众，想到荷加斯的画，苦艾酒让人想到19世纪的欧洲艺术家，想到凡·高、波德莱尔。酒自然也能成为某一人物最具标志性的符号，比如詹姆斯·邦德总要饮一杯：“马提尼，摇晃，不要搅拌。”真实的人物也是如此，比如大诗人布罗斯基来到美国，留给当时英美诗坛的一个印象就是他嗜饮绝对牌伏特加，以至后来的倾慕者也要买来品一品滋味儿；又如，美国小说家威廉·福克纳侄女写的《美国大作家的烹饪书》详述了福克纳“秘制”的热托蒂酒——一种据说可以治疗感冒的甜酒的制作方法，让这种酒从此沾上了福克纳的记忆。

在世界文化中，李白、杜甫素有酒名，酒也成了他们的一种标志性符号。从翟理斯，到小畑薰良，再到桑德豪斯，他们所收录的李白、杜甫的诗歌中，饮酒诗占十之六七，连题目中都处处点缀了酒的字眼，当然也播散了他们的好饮之名。在酒与诗的故事里，折射了人性各种复杂的情绪，而这些情绪古今、中外均可以共情、互通，我们在人生得意时，会开怀畅饮：“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在失意后，也会举杯痛饮、慷慨悲歌：“一年明月今宵多，人生由命非由他，有酒不饮奈明何？”这些诗歌让诗人不朽，也让我们在推杯换盏或对影独酌时“融入一个七千年之久的文化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