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师记》刘跃进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古典文学专家刘跃进的回忆性散文集《从师记》记述的是一位七七级大学生在时代浪潮中勤奋读书、不断从师问学的成长历程。特殊时期的文学梦想，黄湖农场的“干校”生活，1977年12月的高考经历，南开大学、杭州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求学与工作岁月，在作者笔下一一展开，感情充沛，引发读者深深的共鸣；追忆与叶嘉莹、罗宗强、姜亮夫、曹道衡、傅璇琮、魏隐儒等良师益友长期交往的点点滴滴，彰扬俞平伯、王伯祥、吴世昌、吴晓铃等前辈学者的为人风范和学术业绩，定格了几代学人的渊博与风雅，字里行间充盈着浓郁的感念之情。

这篇文章是四川师范大学的尹玉珊所写，她是刘跃进的学生，学生写老师如何写老师，温情感人。读者可以感受到代代师生之间，传承不息。

将近22万字的《从师记》，书本不甚厚，内容却很厚重。本书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学术与文学两个方面。出版社与学术界多看重前者，因为写作者以及写作对象皆为著名学者，本书之作，为有心问学的读者指引一条“大时代下的问学之路”。即便是普通读者，也可以从书中看到“一个可以触摸的学术境界，一种可以贯通的学术精神”，从而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上拓宽学术的影响力。

《从师记》的文学价值固然离不开学术，却又在文章学上，站出了自己的独立姿态。《从师记》一方面汇入了学者散文的历史长河，成为具有“真实、细致、耐读、内敛”的学者散文的代表之一；同时，因为《从师记》的大多篇章皆以人物为中心，开创了学者散文的“纪传体”模式，从而成为“非虚构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对于我来说，最主要的收获也有两个：首先，个人学术新路的开创。这一点我想细致地谈一谈，因此放在后面再说。先说说第二点，即文学写作对于文化学者、生活实践与人生思考的宣导作用。这些实践与思考或许基于学术思想的积淀，或许与学术无直接关系，但都无法及时、全面地呈现于公开发表的学术成果之中。它们既然在学者的精神世界里孕育，必然需要一个载体转世，学者的文学创作也就应需而生了。

“不务正业”的文学写作

学界对于学者的文学写作，似乎不很认同，常被当成游戏，甚至被看作“不务正业”。就像刘跃进在《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后记》中所说的，似乎只有抛弃了“作家梦”之后，才能真正做好“学者梦”，当然这是老师早年的感受。即使，中国历史上曾涌现出那么多优秀的学者与作家的合体，学者的文学写作都很难被看好。所以，作家与学者变成了鱼和熊掌，不可得兼。

读《从师记》之前，鱼和熊掌的矛盾一直在折磨着我。读完之后，我心里的矛盾涣然冰释。刘跃进是我的老师，虽然我的写作远不如老师的“硬核”，无论是与学术问题还是学术之人的关系都不那么切近，但它们的确为我的部分抽象情思赋形，支撑了我精神世界的一只角。假如说，学术研究是“读书得间”的成绩，那么文学写作也算是“学术得间”的成绩。

我想要详细谈的问题是，我读《从师记》所体悟到的，老师在大时代下，对学术新路的开创精神。老师对学术新路的开创精神，仅从“跃进”到“缓之”的更名，我以为即可见其一斑。“跃进”是时代意志的体现，虽然是借助师长所赋予的。它是先天的，也不一定是顺遂老师心愿的，但老师默默承受了，并学会从中汲取自己成长所需的养料。

老师也能苦中作乐

但“缓之”是自命的，顺从老师内心的。老师在《“跃进”时代萌生的文学梦想》一文中对此自述道：“我对自己的名字也有腹诽，觉得激进色彩较重。四十八岁那年，我用陶渊明‘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的诗意，给书斋起名叫‘爱吾庐’，是取法自然之意。六十岁以后，自号‘缓之’，意思是想让生活节奏慢下来，品味平淡之美。”“爱吾庐”与“缓之”的意思，的确如老师自道，但我从“更名”这一举动，还看出了老师的潜在意愿，即在时代的、学术的与师长的“大意志”之下，努力找到自己的“小意志”，形成自己的个性与节奏。

黄湖干校时期，虽然年纪尚小，老师也能苦中作乐，向贫苦的生活寻找自己的“小意志”。老师用大头针做鱼钩钓黑鱼，认识了水蛇、花脖子蛇与蝮蛇，这些都算作《诗经》中的“草木虫鱼”；“黄湖农场水多，我们从小练就了较好的水性”，利用自然优势提升自己。老师学会如何对付蚂蟥，还学会了打草，用稗子、柳条编织草筐，用自制的工具摘鸡头米、菱角，逮青蛙、钓鳝鱼。这些既是个体求生的技能，也似乎带有孔夫子少年“多艺”的演练。

密云山区，做回农民，大局几乎不可扭转。但因为学识与梦想的支撑，老师对自我“小意志”的寻觅更加迫切和积极。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我借口到县里开会，悄悄地翻墙头，走小路，就像小偷一样，溜回家中寻找复习材料，还抽空拜见了来北京改稿的复旦大学王继权、潘旭澜老师”，白天繁重的体力劳动，晚上参加小队批斗，“每天晚上几乎要到十点以后才开始复习，困了就和衣而睡，凌晨三四点用凉水冲冲脸，继续复习。”每天的睡眠不足三小时。处于大时代的“广阔天地”之中，“自我”是多么的渺小，又是多么的强大。

南开求学时，文学专业的优秀老师那么多，当时的文化焦点也在当代文学。老师在听完叶嘉莹先生的讲座之后，却开启了对古典文学的求索大门。这难道仅仅因为古典诗歌与叶先生的强大魅力，而不是老师寻觅自我“小意志”的水到渠成吗？

改变自己要冒风险

另外，老师的问学之路，既是从师之路，也是探索自己的学术新路。“离开南开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就像一个无家可归的孩子，独学无友，孤陋寡闻，徘徊在学术殿堂之外，苦于找不到登堂入室的门径，陷入相当苦闷的境地。雨宵月夕，废寝摊书，在艰苦的摸索中，我逐渐看到了古典文献学的意义，明白了一个极为浅显的道理：要有自知之明。”文中的“苦闷”与“徘徊”，无不在昭示老师对自我“小意志”的打量与把握。

但是，在学术上卓有建树之后，老师想的不仅仅是追求自我，还有超越自我：“改变自己，有时要冒着一定的风险。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我总在思索着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在已有的科研成果基础上推进自己的研究。”超越自我，也就是对自我“小意志”的推陈出新。其中自然不乏时代的影响，学术自身求新求变的内核驱动，更是老师内心燃烧着的“小意志”的不懈攀升。

如果说对文献学重要性的特别强调，是老师自己的孤独求索，加上问学路上多位先生（尤其是姜亮夫先生）言传身教的结果，那么强调文学经典的细读，则主要是老师自我探索的结果。他上溯到宋人朱熹，从《朱子语类》中提炼出熟读经典的意义“泛观博取，不若熟读而精思”，并以“大家”为镜，总结出四种读书法：一是开卷有得式的研究，钱锺书为代表；二是含而不露式的研究，陈寅恪为代表；三是探源求本式的研究，陈垣为代表；四是集腋成裘式的研究，严耕望为代表。老师说：“无论哪一种读书方法，我发现上述大家有一个学术共性，即能在寻常材料中发明新见解，在新见材料中发现新问题，在发明、发现中开辟新境界。”这不就是无休止的追新求知吗？在这里，学术研究的“大意志”与老师自己的“小意志”合二为一。

老师不仅在学术之路上追求做出自己，教学之路也努力做出自己，而其中的“自己”既是教师的，也是学生的。给清华学生讲古诗，就是这一努力的充分体现。

讲课的时候“不回避自己的观点，不忌讳自身的弱点”，就是在做出教师的自己；出题的时候多探求“我心目中的某某”，就是教会学生做出他们自己。同时，无论是教师的“自己”，还是学生的“自己”，都是在古代诗人映照下的，被文学经典洗练过的“自己”。

正如书海无涯一样，学术研究也是无限的。怎样以有限的人生，来面对这一个无限？这个问题既是老问题，也是新问题。从《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到《中古文学文献学》，再到《秦汉文学编年》与《秦汉文学地理与文人分布》，老师每走一步，都能砌出一段阶梯，劈开一条路径，硬是在无限的学问中做出了“有限”的自己。

《从师记》一书，以散文之笔写学术，既用“山中人”的视角，又兼“山外人”之笔触。老师对于学术，看进去，又走出来，将学术与文学锻造成人生的双翼，开拓出人生的更高境界。

书摘·选自《从师记》
1979年春天，我们开始上现代文学课，从“五四”运动讲到“左联”，一直讲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文学。

开始上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程时，我并没有多少兴趣。杨成孚老师、郝志达老师讲先秦两汉文学。杨老师刚从山西大学调来，腿有残疾，年纪不大，看起来很威严。他对作品很熟，拿着一本油印讲义，慢条斯理地讲解《诗经》《楚辞》，很多诗句，脱口而出。讲着讲着，他会突然发问：这本书读过吗？那本书翻过吗？绝大多数同学和我差不多，都没有看过，甚至没有听说过。一次，杨老师说到先秦某一典故，问道：“《墨庄漫录》看过吗？”现在知道，宋人笔记中常有关于先秦两汉文学作品的独到见解，那时当然不知道，纷纷摇头，觉得这么有名的书都没有看过，有点汗颜，只能老老实实地听讲，不敢应付。不过，我虽然敬佩，却不羡慕。因为，我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从事古代文学研究工作。

1979年春天，叶嘉莹先生回国讲学，我们七七级、七八级是叶先生回国讲学的第一批学生。

查日记，叶先生在南开的第一讲是1979年4月24日，在第一阶梯教室。老人家用自己的诗句“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李杜魂”作为开场白，一下子就把我们全都吸引过去。那天，先生整整讲了一天。那周有两个半天自习课，也都用来讲课。此后，先生白天讲诗，晚上讲词，讲《古诗十九首》，讲曹操的诗，讲陶渊明的诗，讲晚唐五代词。讲座一直安排到6月14日。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每堂课，学生们都听得如痴如醉，不肯下课，直到熄灯号响起。“白昼谈诗夜讲词，诸生与我共成痴。”叶先生的诗句形象地记录了当时上课的场景。叶先生的课，给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视野。此后，我便成了叶先生的忠实粉丝。先生到北京讲课，只要我知道，就一定要去旁听。我在清华大学讲授古典诗词，也模仿叶先生的讲课风格。先生的重要著作，自是案头常备，也是常读常新。

长期以来，我们的古代文学研究比较僵化，多采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叶先生的讲座，如春风化雨，让我对古典文学之美有了一种全新的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