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界刮起了一阵中国风——近日，《中国风：13世纪-19世纪中国对欧洲艺术的影响》《中国艺术史（全新修订版）》《中国纹样（中文典藏版）》等一批艺术类图书引进出版。它们分别由意大利学者佛朗切斯科·莫瑞纳、牛津大学荣休教授迈克尔·苏立文、现代设计和色彩理论先驱欧文·琼斯所著，借“他者”眼光，从海外汉学家视角探寻中式之美对欧美乃至全球艺术的影响，引发业界关注。复旦大学教授马凌指出，“中国风”是持续了七百年的清风，越过了文化的藩篱，吹开各异的花朵；“中国风”也是连接东西方不同国度的桥梁，交流着器用、图像、技术与想象。“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误解与分歧尽管难免，美的力量却在于分享和交融。”

东方器物纹样备受青睐，为欧洲设计注入灵感

作为一个现象，“中国风”早在13世纪晚期就已在欧洲出现，然而，“中国风”作为学术用语，直到19世纪才得以确定，被用来形容受到中国或更宽泛一些的远东文化影响的欧洲艺术潮流。尤其是丝绸、瓷器、漆器等器物的东方元素与纹样纹饰，曾在欧洲引发轰动，为海外设计注入灵感。

《中国风：13世纪-19世纪中国对欧洲艺术的影响》中提到一个文化现象——在西方人眼中，中国即瓷国，由于别的国家还没掌握制瓷技术，物以稀为贵。马可·波罗到了元大都（北京），受到忽必烈接见，带回一些中国器物，他花了4枚银币买到的3只青花瓷小碗，极受当地追捧。大量绘有瓷器的荷兰静物画，正是中国外销瓷对欧洲视觉文化产生冲击的有力证明。17世纪荷兰静物画中，远东器物里中国瓷器出现频率最高，瓷盘、花瓶、杯子和摆件，常常被一丝不苟地绘制出来，与其他器物组成令人心旷神怡的画面。

除了荷兰，法国、英国、意大利也是中国风的“迷弟”。1700年在凡尔赛宫，路易十四举办名为“中国皇帝”的舞会，据《中国风：13世纪-19世纪中国对欧洲艺术的影响》作者考证，舞台布置很可能是基于荷兰外交官伊台斯描述的中国戏曲而创作，伊台斯曾在1692年至1694年作为俄国外交大使出访中国。从那时起，法国大量从中国进口陶瓷、纺织品及漆器等货物，甚至专门聘请设计师制作新式家具来配合摆放这些异域奇珍。17世纪末，路易十四在哥布林地区创建家具厂，开始在法国生产中国风家具。到了18世纪，英格兰创造了被后人熟知的“中英混合式园林”。与精致细腻的文艺复兴和巴洛克式意大利园林形成鲜明对比，英格兰园林通常将植物和建筑不规则的放置，而这恰好就是中国园林的特征。

漫长历史中，我们的祖先对美的追求从未止步。他们眺望飞翔的群鸟，亲近锦簇的繁花，仰观变幻多姿的风云雷电，而后将其幻化为繁复雅致的纹路。一花一叶变成卷草缠枝，“缠绕”在梁上藻头或案几青花；脱胎于“曲水流觞”的落花流水纹，铺陈于古人的织锦，一派清新典雅；蝙蝠因“蝠”谐音“福”生出吉祥意蕴，缀满青花瓶；饕餮、兽面被铭刻于青铜器上，尽显狞厉之美。纹样，凝聚着古人的智慧、艺术审美和工艺精华，寄托着民族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这也深深打动了西方民众。

1867年，《中国纹样》在伦敦出版，引起欧洲艺术界的震荡。欧文·琼斯在书中绘制了100幅尤具代表性的中国纹样，大多出自明清陶瓷和珐琅器，“前所未见，其夺人目者，不仅在工艺的精能，亦在色彩和谐与装饰的通体之完美”，作者言辞间充满对于中国艺术及设计的高度赞赏，并试图从中探寻设计灵感“反哺”本土。在葡萄牙等地，陶艺师以白色锡釉为底，绘蓝色珐琅，仿制中国青花瓷的纹样，图案采用中国传统的花鸟毛翎。随着越来越多中国丝质纺织品的到来，欧洲掀起前所未有的新设计浪潮——运用不死板的图案，不再使用内部平行卷边，逐步放弃对称和几何样式的设计，取而代之的是动植物等更贴近大自然的图案设计。比如，意大利运用的纹样中杂糅典型东方元素，包括荷花、石榴、牡丹花、带有曲折枝条的小花，甚至还有凤凰和龙等。

“中国风”不等于“古风”，误解也是文化交流中的另一座桥

有学者指出：相比国内大众理解的“古风”“国风”，让欧洲王室贵族痴迷的“中国风”是西方特有的文化现象。在马凌看来，它就是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或者东方的样子。“当时因为距离遥远，欧洲人对于中国有很多误读。但换个角度来讲，它也发展出了某种自己的风格，就是所谓‘创造性误读’吧。”

比如，我们很少会看到中国古画里有侍女打着一把伞，她们通常拿的是纨扇。但如果看西方“中国风”作品，不管是壁纸、瓷器，还是家具上的绘画，那些花园中的侍女经常会打着一把小伞。在当时西方人的心目当中，这把伞就是“中国风”的一个标识。

马凌认为，我们在理解“中国风”的时候要清楚，这也许是外国人想象中的中国，哪怕看起来有点不伦不类，但至少说明了他们想了解中国，“中国风”就是经过他们创造性误读加工出来的系列形象，是中西方审美之间的一座桥梁。“我们说文化的理解，互相之间都是有误读的。只有随着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不断交流和沟通，才能逐渐搞清楚对方到底喜欢什么，它们的风格又是怎么样的，促进相互理解。”

此外，商人的逐利动机也在“中国风”传播中推波助澜。比如19世纪很多美国人来中国经商，返美时带了很多中国器物，早期普通美国人往往只能通过日常使用的青花瓷或茶叶包装盒来建构一个中国形象，“中国风”被简化为青花瓷盘上的山水、飞鸟、树木、渔翁、小桥、宝塔、小岛、房舍等，偏洛可可式田园牧歌情调。

再比如，英国人根据中国画工的作品发明了一种“柳树图案”，他们把仿冒中国瓷的画着柳树图案的英国瓷卖给美国人。有趣的是，因为美国人太喜欢这种仿冒中国瓷，出于盈利动机，中国商人又让工匠模仿英国人的柳树图案，做出更大批量外销瓷出口。这种“蓝柳图案”走入万千美国家庭，当地人甚至还编了一个发生在南京的“张生和孔茜”故事。“这个故事我们中国人都不知道，但在美国广为人知。迷人的中国风从某个角度来说也是在各种力量合力之下，完成了19世纪早期美国人对中国的集体想象。”马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