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传统色彩记载多为只言片语，甚至错讹频现的情况，曾启雄提出“不可尽信古”的观点，通过大量文献互勘，结合实验作出诸多新研判。例如，结合秦汉盛行的“相生相克”观念，对秦始皇所着礼服“上玄下纁”的配色予以符合当时社会背景的推断。许多关于传统色彩的模糊认知，在书中有了更加合理、贴切的解读。

二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精熟古法，注重实验；拾遗补缺，齐备链条。

为考据历史文献记载的可信度，曾启雄长期坚持考察传统色彩原料产地、遗迹、博物馆，拜访民间艺匠，掌握了大量一手资料。他曾到福建仙游、台湾青寮等地考察染蓝植物和技艺，到甘肃天水、云南丽江等地寻找染红的茜草、红花等。

同时，曾启雄极为重视实验考证，是当之无愧的实践派、技术流的代表。他通过大量实验印证《天工开物》等记载的槐花染黄，《韩非子》记载的“吾厌紫臭”以及唐代帝王的“柘黄”袍服不仅包括暗淡的赭黄色，还含有明黄色等。

曾启雄以反复的染色实验，对古籍中语焉不详、不连贯之处予以补充，最终实现环环相扣。例如，记载茜草染红的各类典籍，大多只标注其染色部位为根部，而对具体采集时间、工艺流程等重要环节缺乏应有注释。为此，曾启雄通过不断实验摸索，完备传统茜草染色工艺过程，为读者全面与精准地了解、学习和传承传统色彩，提供了宝贵资料和重要指导。

三是尊崇传统，心系中华；传承文化，彰显自信。

通过该书，曾启雄借助色彩阐述大陆与台湾的密切联系，表明两岸一家亲的立场。书中写到，长久以来台湾的大多数染材，如染红的红花以及一些色彩习俗等多来自大陆，可见传统色彩也是连接海峡两岸关系的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