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末期昭公、定公、哀公时代的君子和孔子师徒,都经常讲《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艺”,“六艺”有可能在战国末期就被称为“六经”,《庄子·天运篇》引孔子、老子语录,就称“六经”。春秋时代称“六艺”为“六经”,这是个孤证,可能庄子一派人在引文时,无意之中用后世“六经”之语称“六艺”,这类情况在古今文献中案例都很多。《尚书·尧曰篇》有“四时”,而“四时”源于周初,等等。汉代至今的学者总是说,孔子开创了六经传统。这个可能性恐怕没有。
孔子只读了家学,发蒙而已,当时国学教育体系,恐怕还没有将《易》《春秋》作为课程,孔子发蒙时,只是初学《诗》《书》《礼》《乐》而已。当时《易》的价值恐怕还没有被发现。《春秋》的西周史部分,其最重要的历史被《尚书》收录,列国《春秋》的重要性下降,很可能就没有被纳入国学序列的教材和课程。等到春秋时代末期,大约在鲁昭公、定公、哀公时代,《易》的重要性被发现;列国《春秋》的春秋史部分积累也已经比较深厚,这才被补充进入国学序列的教材和课程。所以我推测,孔子发蒙时,根本没有学习《易》《春秋》。《春秋》是史书,时间与《尚书》衔接,自学可能方便一点。《易》非常特殊,无人指点,自学可能比较麻烦,所以孔子五十岁以后才开始自学《易》。
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篇》7·17)
孔子于鲁昭公二十四年设帐,当时大约三十五岁;五十多岁才可能教弟子《易》,其间相距大约二十年。孔子设帐期间,华夏列国的乡学、家学,均以六经授徒,而孔子设帐的开头二十年至少不能以六经授徒,这一事实已经可以证明,六经传统始于春秋时代的国学,而并非始于孔子。
要讨论孔子的学历问题,好像是个玩笑话,其实不然。我们知道孔子受过什么程度的教育,可以解决若干重大的历史遗留问题。
(文/吴天明本文刊于《文史知识》2023年第8期)
日前,中国美术馆策划推出“刘开渠与留法雕塑家作品展”,展出刘开渠、滑田友、王临乙、曾竹韶、熊秉明等20世纪上半叶留法雕塑家的作品140余件,讲述中国现代雕塑与法国艺术的源流脉络。
“殷墟博物馆深入解读商文明,厘清商文明发展脉络,展示了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生动呈现了商文明在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殷墟博物馆党总支书记、常务副馆长赵清荣说。
中国农业博物馆藏品总量14万余件,特色藏品有农业古籍、传统农具、彩陶、票证、农业宣传画、高密年画、土壤标本、农业蜡果等,其中一级文物213件。馆内设有基本陈列“中华农业文明”、专题陈列“中国传统农具”“中国土壤标本”“彩韵陶魂——田士利捐赠彩陶展”,还有农业科普馆、二十四节气传统农事园等,生动展示着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中华农业文明。
“吴兴”为湖州古称,自三国始立一直都是江表大郡,两宋时期,上承隋唐下启明清,商业繁荣,文化兴盛,“四方士大夫乐山水之胜者,鼎来卜居”,留下了众多名园佳构,形成了以山水泽地园居为主的别业集群。
上海,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样本,正日益深入践行其文化使命,搭建心灵沟通之桥,修筑文明互鉴之路,让中国看到世界,更让世界看到中国。
曾有短剧导演接受采访时说:“竖屏短剧世界里,主打的就是一个‘白日做梦’,我们给用户提供的就是情绪价值。”如今,这份情绪价值的投喂对象直指年轻人。
平遥坚持保护为先,依托厚重的历史文化、鲜明的古城特色,把文旅产业作为战略性产业发展。旅拍热兴起后,平遥县职能部门加大对从业人员的指导、培训,同时加强对旅拍行业的监管,确保游客良好的旅游体验,促进旅拍行业健康发展。
不久前,有朋友和我聊到金庸,谈及金庸小说的现代性,说到金庸小说的女主人公不同于传统小说,里面的女性均有血有肉,不是纸片人。朋友还举了“梅超风”和“叶二娘”两位为例子,说她们均有悲惨的过去,导致她们成为小说里的“恶人”,人物性格的形成并不是空穴来风,所以这属于金庸小说的现代笔法。
3000多年前的陶三通、铸有纹饰精美的青铜器、系统成熟的甲骨文、气势恢宏的宫殿群、规模庞大的王陵……殷墟,被誉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摇篮。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为考古发掘和甲骨文所证实的商代晚期都城遗址。殷墟及殷墟所出土的甲骨文,把中国信史向上推进了约1000年。
作为古丝绸之路上的黄金要道,甘肃犹如一柄如意镶嵌在中国大西北,既有过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的辉煌,也因厚重的历史文化、雄奇的自然风光、浓郁的民族风情而在国内外享有盛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