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过狄博尔诊治的名人还有罗素和溥仪。1920年的整个冬天，罗素在北京度过，次年3月14日他到保定育德中学演讲，坚持要在没有取暖设备的大礼堂脱掉大衣，结果回到北京即发高烧。担任罗素在华接待人的赵元任心焦如焚，安排罗素住进德国医院，请狄博尔尽心主治。3月26日，罗素左右两肺发炎，身体极为虚弱，另一位德国医生艾瑟认为罗素情况不妙，同在北京的杜威还为他拟好了遗嘱草稿，罗素挣扎着潦草签了字。在病床上，罗素叫着赵元任和杜威的名字说：“我希望我所有的朋友都不离开我。”在狄博尔的精心治疗下，4月17日起罗素居然脱离了危险，并逐渐恢复了健康，尽管当时伦敦报纸已经登文说“罗素病逝于北京”。狄博尔为溥仪看病始于1920年12月，当时溥仪右手生疮，按太医的意见，在手腕上缠红线，并服“菊花饮”，并无效果，于是庄世敦建议他请西医诊治。15日傍晚，狄博尔入紫禁城，为溥仪进行了简单的外科处理，过了几天便痊愈了，从此获得溥仪信任，常被其召进宫看病。1924年，溥仪被冯玉祥赶出故宫，打算去日本留学，凭着之前与狄博尔的交情，先装病、由庄世敦陪同躲进德国医院。
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后，鲁迅为躲避段祺瑞政府的抓捕，也至德国医院避难。整个民国时期，在德国医院治病或者避难的人物还有很多，如潘复、钱玄同、朱自清、林纾、罗瘿公、杨昌济、余叔岩等。日军占领北平之后，宋哲元下令撤第二十九军至保定，将晋察政务委员会与北平市长都交由张自忠代理。一时之间，张自忠成为众矢之的，各大报刊凡提及必称“张逆自忠”；8月6日起，张自忠为不做俘虏，偕副官躲进了德国医院，随后又转移至美国友人福开森的家里，直至9月3日才逃离北平，抵达天津。王锡町是第二十九军中与张自忠有多年袍泽之谊的战友，作为南苑右地区副指挥官，也在7月28日被炸成重伤。次日，日军在全城绘影悬赏，对其进行缉拿，王锡町也隐身德国医院养伤，直至伤愈后，削发化装成僧人，逃出北平追赶部队。这些例子，对客观认识德国医院（尤其是狄博尔和克礼在任时）在中德交流史和中国近代史上的作用有直观的帮助。
狄博尔和克礼在北大兼任校医的方式为“每周某日中午来一小时”，与现在的“专家坐诊”无二。平时北大另有专职校医，如柏林大学毕业的郑和光博士。张中行某次因胸部不适去校医院，有幸遇到狄博尔坐诊，“记得不同于一般的是以耳代听诊器，听完，用德文写个纸条，让你拿着往德国医院，自有人照条处理”。张中行调侃说，“还是郑大夫方便、实惠”，不用跑远路。从北大毕业纪念册看，狄博尔逝世的当年仍兼任校医。据德方档案，二人先后入葬位于“北京崇文门内迤东”的德国墓地。该墓园始建于庚子年后，从1906年的一张明信片来看，已初具雏形。1929年时，也就是狄博尔去世前三年多，规划已经相当完善，墓穴旁的雪松郁郁葱葱。1952年，朝阳区酒仙桥的外侨公墓建成，内城内较大的外国人墓地都迁至此；1959年建设北京火车站时，德国墓地旧址被占用。笔者曾至外侨公墓、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等地寻找其碑铭未果。如今谈这段历史，也是希望两位“埋骨中国”的德国医生不至于被人彻底遗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