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西方世界对东方主义的批判，实际上蕴含了本土主义的主张，这是否容易滋长所谓的“反向东方主义”？正如我们今日在国内看到的，很多学者强调中国特殊性，希冀书写一个完全不同于西方的思想传统，从而与西方、与“现代性”抗衡。萨义德却认为他书写的不是东西方的整体性冲突，该如何评价“反向东方主义”？
单德兴：后殖民论述流风所及，在非西方社会兴起了对偏颇的东方主义的批判，其中有些确实蕴含了不少本土主义或民族主义的色彩，有时也滋生了所谓的“反向东方主义”（reverse orientalism），有意树立一个有别于西方的传统加以反制，甚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站在全球多元文化的角度来看，质疑、挑战、批判东方主义有其必要，也就是不要让西方文化霸权或任何文化霸权独享或垄断话语权，进而造成单向的描述、论说、围堵、掌控、宰制等行为与目的。但反过来说，也要谨防复制或重演类似东方主义那样的论述或行径，以牙还牙、以暴易暴，造成恶性循环。理想的情况是不同文化之间能建立平等互惠的关系，相互尊重，彼此学习，共同成长。其实，单就中华文化而言，就有一个与西方迥然有别而且历史悠久的传统，更有“本钱”或文化资本来强调与强化自己的传统，与之并立共存。因此在面对东方主义时，如果能让人反思自己的文化与思想传统，强化一个可与之分庭抗礼的知识与文化系统，不让任何一方独占话语权，进而促使彼此尊重、了解与学习，这对全人类都是件好事。而不是昔日“西风压倒东风”，现在风水轮流转，该是“东风压倒西风”的对抗、倾轧的心态，否则这种恶性循环恐无终结之日。
进一步说，因为中国曾经蒙受东方主义之害，所以更要警觉反向东方主义可能的局限与陷阱，不要重蹈不公不义的覆辙。因此，在树立有别于西方文化霸权的传统时，要从自己的主体位置出发，为的是要加强自己的文明观与文化体系，发扬其中的优点，贡献于世界文明，而不是限于或陷入“刺激-响应”的模式。正如萨义德在很多场合一再强调的，各个文明都不是铁板一块，不同文明之间都会有所接触与交流。如果一个文明故步自封，闭关自守，不能从与异文化交流中汲取养分，就会逐渐衰颓，以致灭亡。因此，应该认清并发扬自己文化的传统与特色，并把异文化之间的接触与交流视为自我成长的契机，以及互利互惠的事情。
以晚近盛行的翻译研究为例，以往重要的专书、论文集、期刊、文选、读本等绝大多数以英文撰写，呈现的是清一色的西方翻译史与翻译论。其实中国自古以来，尤其是自佛经的翻译以来，就有一个非常悠久而且具有特色的翻译传统。如何一方面确立这个传统，给予系统性的论述，另一方面让西方世界知道存在着另一个不同的传统，可互相映照取法，会是对双方都有利的事。因此，香港浸会大学已故的张佩瑶（Martha P. Y. Cheung）教授，于2006年出版了《中国翻译话语英译选集（上册）：从最早期到佛典翻译》（An Anthology of Chinese Discourse on Translation, Volume One: From Earliest Times to the Buddhist Project），不仅编选、英译了中国自古以来一直到佛经的翻译论述，并且详细批注，撰写长篇绪论，把中国古代的翻译论述呈现给国际社会，使得全球的翻译界眼界大开，认识到中华文化有一套迥异于西方主流的翻译史与翻译论，形成了与之分庭抗礼的局面。此书一出版就广受瞩目，不仅出现多篇中、英文书评，今年国外著名的学术出版社还出版了论文集《翻译的推手及其理论：缅怀张佩瑶，1953-2013》（Douglas Robinson, ed., The Pushing-Hands of Translation and Its Theory: In memoriam Martha Cheung, 1953-2013）。换言之，正是因为强势的西方主流翻译论述，使得有心人反思自己的主体位置与文化传统，导致了这部作品的诞生，以之响应、回馈国际社会，促成彼此更深入的了解与尊重。这种异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互惠，不是一方压倒另一方，而是互重互利，形成多赢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