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不宜以对立或冲突的角度来看，因为文明之间的交流与互动是常态，而且由来已久。因此，萨义德多次批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指责他把不同文明分成几块铁板，强调彼此之间的冲突与对立。我的老师余光中先生曾说：“文化应该是加法，而不是减法。”我稍转语如下：“文明之间应该是交流、互惠，而不是冲突、互损。”
如果说西方传统的东方论述以往造成了不少负面效应，而受到像萨义德这类学者的挑战与批判，那么有效处理东方主义的方式不是反向东方主义，因为那只会是东方主义的翻版，在态度与做法上是其延伸与复制，而不是挑战与终止。因此，在了解东方主义的缘由、发展、做法与弊病之后，宜以知彼知己的方式，从自己的主体性出发，树立起另类的知识体系，彼此交流互惠。这不论是对个别的文明，或人类全体文明，都会有所帮助。
您如何看待萨义德晚年的人文主义转向？这是一种怎样的人文主义？奥尔巴赫式的人文主义对他的启发主要是什么？人文主义在当今世界还有意义吗？
单德兴：我在2001年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访谈萨义德时，他提到手边正在整理的书稿，其中包括在任教将近四十年的哥伦比亚大学所作的系列演讲，也就是他辞世一年后出版的《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Humanism and Democratic Criticism, 2004）。这是他所有书名中唯一带有“人文主义”一词的，因此有人认为这是他晚年的人文主义转向，而想要探讨他的人文主义特色。但是如果我们把这本书放在萨义德的学思历程以及思想脉络来看，就会发现他自始至终都是一个人文主义者，因为文学学者，尤其是比较文学学者，本质上就是一个人文主义者。以萨义德来说，他自幼接受西方式的教育，到美国又接受常春藤大学的训练，也具有很高的音乐造诣，因此自身就是西方人文主义传统所培养出来的菁英，他的论述范围除了英美经典文学之外，还包括音乐、政治与社会。另一方面，1960年代的中东局势，唤醒了他身为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意识，以及对弱势族群的关怀，为他原本的人文主义添加了民族主义与人道主义的色彩，致力于运用自己的专长为弱势发声，伸张正义。因此，他后来的人文主义比一般认定的，尤其学院认定的人文主义更为宽广，那也说明了为什么他的书名除了“人文主义”之外，还加上了“民主批评”，这个命名具体而微地呈现了他的人文主义的特色。
至于奥尔巴赫式的人文主义对萨义德的启发，我们知道奥尔巴赫的《摹仿论：西方文学中现实的再现》（Erich Auerbach, Mimesis: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in Western Literature, 德文本1946，Willard R. Trask英译本1953）是西洋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的经典之作，萨义德誉之为“具现了我所知的最佳的人文主义之作”。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此书英译本五十周年版时，特地邀请萨义德撰写绪论，这篇绪论后来成为《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的一章。他在该文中论述奥尔巴赫与此书的意义，让我印象深刻、可能也令一些人意外的，就是他特别强调该书的历史语言学（philology）传统。之所以令人意外，是因为在一般人心目中，萨义德既是积极将欧陆文学与文化理论引进美国的前沿学者，也是后殖民论述的大家，却如此强调传统的，甚至许多人认为是保守的历史语言学。其实细思萨义德的学术养成，就会发现这并非意外，而是相当顺理成章的事。因为就人文学科的发展脉络来看，历史语言学可说是人文研究或人文主义的基础，没有这个坚稳的基础，其他讨论就可能不足或偏颇──顺带一提的是，“中央研究院”最著名的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英文名称就是“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强调“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傅斯年先生曾任该所所长。而萨义德在《历史、文学与地理》（“History, Literature, and Geography”）一文中也指出，历史语言学不只是研究文字的起源、衍生，而且要“揭露在文字表面之下，伟大作家的艺术所镶嵌的一个社会的生命”。此外，萨义德曾翻译奥尔巴赫，奥尔巴赫又曾翻译维柯（Giambattista Vico, 1668-1744），由此也可看出一个人文主义的系谱。换言之，萨义德对奥尔巴赫的推崇，不仅是对伟大学者、作家与文学的礼赞，也是对人文主义传统的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