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这个传统除了思想史上的意义之外，置于当今的学术脉络也别有深意。近数十年来人文学界颇以理论为风尚、时髦，不少人深恐赶不上最新理论的列车而落伍。来自西方的不同理论风潮此起彼落，更迭迅速，往往尚未稳稳扎根，成长茁壮，就又为新兴的理论所取代。记得我1980年代前期在台湾大学念比较文学博士班时，袁鹤翔老师就提醒我们这种情况，但几十年下来非但没有改善，反而因为各式各样的理论层出不穷、推陈出新，以致愈演愈烈。多年站在思想前沿，并在名校作育英才的萨义德见到此起彼落的理论，清楚了解其中的流弊。放在这种学术脉络下来看，萨义德对历史语言学的强调，看似古老、保守，反而具有激进的意味，让人重新省思传统学术在此时此地可能具有的作用与意义。此外，身为犹太人的奥尔巴赫，于1935年逃避纳粹之祸而流亡土耳其伊斯坦堡，手边没有什么参考数据，却在战乱中埋首著述，有如西方文化的孤臣孽子，在滔滔乱世中潜心写出经典之作，让人联想到孔子的“天之未丧斯文也”的感怀与信心，以及“藏诸名山，传诸后世”的积极意义。因此，萨义德推崇奥尔巴赫，既是回归历史语言学与人文主义，在当今的学术思潮中也发人深省。吊诡地说：在一个追求理论风潮的时代中，勇于保守反倒是一种激进——或者回到“radical”的字源——“基”进了。
至于人文主义在当今世界还有意义吗？在这个高倍速的时代，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渗入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再加上大学教育以功利为导向，似乎人文主义的意义，甚至它的存在都堪忧。但我要强调的是，尤其是在科技文明高速进展的时代，人文主义更有它的意义，更值得重视。试想科技发展如此迅速，但所为为何？就像坐在高速火车上，速度虽快，但更重要的问题是：如此高速是要把我们带往何处？科技就像双面刃，可用于善，也可用于恶，而分辨善恶利弊、拟定方向感或价值观，就依赖人文的思维与判断。因此，愈是在科技突飞猛进、物质文明高速发展、价值混淆难辨的时代，人文思维愈是迫切与必要，否则面临如此重大的转折点，自然与人文生态饱受威胁，却方向不明、价值混淆、人役于物、失却自知自主，后果极为严重，甚至涉及人类的生死存亡，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马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曾认为萨义德一大思想贡献在于对政治认同（political identity）的批判，他向所有的国家或民族认同宣战，这使得他始终处于精神上流亡（exile）的状态：“对萨义德而言，流亡意味着与所有的文化身份保持一种批判性的距离，它是一种与所有正统对立的不安定立场，这些正统包括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萨义德还认为大学应该扮演一个关键性的角色，应该培育学生苏格拉底式的批判精神，而非受制于各种身份政治。您认为他的这一思想对今日世界仍然有意义吗？
单德兴：萨义德最常用来自我描述的字眼就是“流亡者”。这种描述既带有写实的意义，也带有象征的意义。就写实的意义而言，身为巴勒斯坦人，故土为人占领，族人遭到驱离或被异族统治，他则移居美国多年，一直觉得自己置身异地他乡，流离失所，以致连回忆录都取名为《格格不入》（Out of Place）。就象征的意义而言，他认为知识分子应远离权力核心，扮演边缘者的角色，向权势说真话。换言之，他真切感受到地理上与心理上的隔阂，而这种隔阂也提供了他“一种批判性的距离”，可以旁观者清，审时度势，言人之所未能言、不敢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