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沙姆·马塔尔（Hisham Matar）是两部长篇小说的作者。这两部小说篇幅不大，却都令人印象深刻，它们讲述了在政治威胁的阴影下成长的故事。小说的主人公皆为年轻人，专制的当局草率地拘押了他们的父亲。苏莱曼是《在人境》（In the Country of Men，2005）的叙述者，他九岁那年在电视上亲眼目睹了一位家族世交被活活绞死，当时他身边围着一群大人，面色沉重，满脸迷茫——这是1970年代的利比亚。“镜头移向了观众。他们向天挥拳，呐喊欢呼。”不久之后，苏莱曼的父亲被逮捕。出于安全考虑，他被送到埃及。此时，他必须直面放逐，直面“永远在场的缺席”（ever-present absence）。
在《失踪的剖析》（Anatomy of a Disappearance，2011）里，父亲形象本身成了永远在场的缺席：父亲是一个政治异见者，被放逐到开罗，他本来约好和十几岁的儿子在瑞士见面，但却没有见到儿子。小说从未明确提及利比亚，但一想到希沙姆的处女作，读者自然知道主人公来自哪里。这部小说始于父亲的消失，并不断围绕这一事件展开，随着时间上的前后挪移，意想不到的效果产生了。
但凡读过希沙姆新闻作品的人都会意识到，这两部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基于他的个人经历。马塔尔在的黎波里长大，幼年逃亡埃及，此前他的父亲雅巴拉·马塔尔（Jaballa Matar）与卡扎菲的独裁政权发生冲突。雅巴拉不仅是一位成功的商人，还是卡扎菲政权“最知名”的反对者之一：他在开罗的基地领导地下组织，在乍得经营反对派训练营。希沙姆在他新近出版的回忆录里写道：“在埃及，我们觉得很安全。但1990年3月，父亲被绑架了。”当时马塔尔十九岁，在英国读书。
随后的数年时间里，不断有雅巴拉活着的迹象传来。在巨大的风险下，他的私人信件被从的黎波里的阿布萨利姆监狱偷带出来。雅巴拉在牢房里写道：“一切都是残酷的。”另一份信函里有一盒磁带，这位勇敢、务实、不屈的犯人终于发出了“软弱的嚎叫”——他的绝望之音。“出于某种原因，我将永远不会知道他为什么选择保留这段录音。”
生命迹象在1996年中断。是年，阿布萨利姆监狱发生了臭名昭著的大屠杀。但家人对雅巴拉活着还抱有希望。希沙姆为获得消息四处奔走，多方求助作家、律师、政治家。直到2011年，卡扎菲被废，继而被杀。一大批政治犯浮出地表，重见天日，其中就包括希沙姆的几位亲戚。但雅巴拉还是音信全无。对希沙姆来说，是时候回到故土，查出真相了。
《归来》（The Return，2016）的故事便从这一时刻开始。但是，类似于《剖析》，它的时间线索也在前后自由游移，从而掩盖了其复杂而精密的写作技术。这本杰作最突出的一个成就是它的结构：这种叙事设计让读者在渴望获得新信息的同时，又对究竟发生了什么充满怀疑。某一刻，我们刚知道雅巴拉被绑架了，希沙姆就把时间拨回过去：他的父亲战战兢兢地溜过埃及和利比亚边境，看望自己年迈的父亲，希沙姆的爷爷。在老人去世后，雅巴拉劝慰他十来岁的儿子：“现在……再也没有担心的必要了。”直到后来，作者才意识到这句话的意思，而他把读者的胃口吊到了这一章结尾：“他真正的意思是，现在既然他的父亲已经走了，他就能冒更大的风险了。”
希沙姆逐渐勾勒出了一幅雅巴拉的肖像——沉默寡言却暖意融融，意志坚定却胸怀坦荡，他是“一个不寻常的人，甚至，是一个伟大的人”。尽管对希沙姆而言，作为一个“缺席的在场者”的儿子活着，需要承受很多困苦。“我们都需要一个能让我们发脾气的父亲。可是，当父亲不死不活，当他只是一个幽灵，这样的愿望变得十分无力。” 希沙姆描述了他在利比亚的早年生活——他曾坐在桉树荫下——以及，他在开罗舒适的童年时代。利比亚来的亲戚会顺道来看望他们，但危险从未走远。雅巴拉在欧洲旅行时总随身带枪，在他检查过私家车是否有爆炸危险前，孩子们是不允许靠近那辆车的。一次，希沙姆的哥哥发现有可疑车辆停在他瑞士寄宿学校的门口，里面坐着四个凶神恶煞的男人，最后他顺利躲开了他们。这是1980年代的利比亚——作者提醒我们，根本没去想伦敦大使馆的窗外有拿着机关枪的反对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