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初，高友工在普林斯顿大学上课。
普林斯顿下半旗，李耀宗摄。
2005年高友工(中）、江青（左）和母亲江巫惠淑（右）看完昆曲，在哥大校园门口。
高友工为江青《说爱莲》所作序言手稿
高友工在文化艺术浩海中扮演了许多不同角色，角色之间有时重叠、互补、借用。而挚诚的友爱和情谊是人世间求之不得，少之又少的异数，我很庆幸在人生漫长又坎坷的岁月中找到了贴心朋友——友工。
1972年，我去普林斯顿大学举行独舞晚会演出，认识了高友工教授。当年我在加州伯克利大学教舞，在东亚系任教的郑清茂教授得悉我要去普大演出，就兴奋地对我说：“保证你这次会遇到一位知音——高友工。”他还向我描绘这位英俊才子，平日里如何潇洒、幽默，授课之余酷爱表演艺术，尤其是精通芭蕾舞，在哈佛做研究生时就每天去上芭蕾课，还学玛莎·格兰姆现代舞……果不其然，从演出那天相识，直至今年10月29日他离世，他成了我此生良师益友，最贴心的朋友。
那年在普大麦卡锡剧场演出，白天在打灯光走台时高友工就眉开颜笑地来了，并关切地表示，有任何需要帮忙的地方尽管跟他讲。演出后，他一脸兴奋，内行地点评我的舞蹈，想了解我受训的过程。他的风度和谈吐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
1973年，我正式搬往纽约定居，急需找工作。纽约大学舞蹈表演系主任史都华（Stuart Hodes）了解我迫在眉睫的需要后，为我在大学小剧场中安排了一场示范演出，并邀请了纽约舞蹈界的各方人马。高友工知道此事对我至关紧要，不声不响地通过哥伦比亚大学吴百益教授，邀请在《纽约时报》任舞蹈评论的安娜（Anna Kisselgoff）来看演出。事后我才知道是高友工贴心安排的结果。他和安娜也由此结缘，两人每当有机会在剧场或私人场合中见面，必会热烈地讨论舞蹈。当年在纽约大都会，我是个小学生，只能当个忠实的旁听者，慢慢学细细嚼，受益匪浅。
今年年初我七十寿宴时，安娜知道久违了的Eugene(高友工英文名）会出席，早就叮嘱我要安排她靠着Eugene坐，友工身体已经相当虚弱，但头脑仍然十分清晰敏捷，当晚，他们依然不改旧习，话题围着舞蹈团团转。
1973年秋天，我首次在纽约市会堂公演取得成功，顺水推舟地成立了“江青舞蹈团”。在筹划、安排节目期间，高友工当我的军师，给我增添了莫大的勇气和自信，使我在纽约舞台上迈出了第一步。
“舞蹈上要树立个人风格才能建好团”，是他在我舞团成立后一直苦口婆心反覆叮咛的一句话。他喜欢“纽约芭蕾舞团”形式感强、纯舞蹈的简约风格，向我介绍该团艺术总监巴兰钦（George Balanchine）的舞蹈风格特点；品味高又是多面手的罗宾斯（Jerome Robbins）更是他的最爱，其中“Dance at a gathering”、“Goldberg Variation”和“Watermill”是他激赏津津乐道的作品。“Watermill”的创作是受日本能剧的启发，作品近于冥想，探索时间的变革和人生的轮回，动作极少、节奏缓慢但充满了张力。此剧男主角Edward Villella更使他如痴如醉，看得销魂。高友工喜欢分析，也喜欢谈观后感，从编排到演员技巧以至音乐选择，他都俨然是位不折不扣的内行，谈得深入简出，形容得惟妙惟肖，有时也不免提出尖刻的批评，使我这之前只知道欣赏古典芭蕾舞的人潜移默化，也渐渐看出了现代芭蕾的门道。
现代舞方面我尝试上不同流派体系的课，只要我说得出老师的名字，他就能准确无误地说出所属流派。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初来乍到纽约，对现代舞是外行的Douglas Dunn在普大当学生时，受他的影响，最终成了颇有成就的舞蹈家，作品十分超前。高友工介绍我们相识后，一次Douglas在自己工作室发表作品，我独自前往，发现室内空空如也，只见Douglas平躺在搭高的架上安睡如仪。十来分钟后仍不见他动弹，在没有其他观众的情形下，我擅自用了室内电话。事后Douglas气呼呼地向Eugene告状：“你的朋友Ching太岂有此理！”友工没兴师问罪，而是面带笑容，耐心地向我解释：“那是行为表演艺术……”
Ze'eva Cohen1969年被普大录用，在艺术系创作组（creative Arts)任舞蹈教员，也与高友工别具慧眼有关。Ze'eva由以色列到纽约茱利亚表演艺术学院勤工俭学，现代舞本科毕业。去普大面试教职时，她谈的舞蹈教育不是由技术出发，而着重于对学生美的培育及提高创造力与想象力。她告诉我：“高教授在面试现场表示，自己教诗歌，但舞蹈就是身体的诗歌。他提了很多极有智慧，本质又内行的问题，我就知道他欣赏我……得到教席后，我英文不够好，对学校的规矩和繁文缛节一窍不通，都是Eugene一样样手把手教我。这些年，只要我有演出，在校学生的公演或在纽约的独舞晚会，Eugene永不缺席。”八十年代中期，友工介绍Ze'eva给我编了独舞《行旅》，他说：“你们两个都是既有头脑又认真的舞者，一定会合作愉快！”他料事如神，果如其言。
José Mateo这位出生在古巴的学生，在普大学艺术史同时进修喜爱的舞蹈，受了高教授言论的启发：“舞台可以是画布，舞步可以是颜色，舞蹈本身可以是诗歌”，毅然走向了舞蹈专业。在高友工推荐下，他曾在“江青舞蹈团”待过短暂时期，后来搬去波士顿，先在哈佛大学Fogg Art Museum担任行政工作，不久就在麻省剑桥成立了José Mateo Ballet Theatre。如今三十年了，他的舞团和舞蹈学校在波士顿成绩斐然，成功不仅仅是在艺术专业上，为扩大舞蹈对社会的功能和责任，他创建了“舞蹈为世界社区”（Dance for World Community）组织，造福社会、关爱环境、服务群体、辅助贫穷学童艺术教育。我打电话通知José高教授去世的消息时，他在电话中无限唏嘘地慨叹：认识Eugene改变了我整个人生！
作为文科学者，高友工爱好并享受一切美的艺术经验，俄国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英国皇家芭蕾、维也纳儿童合唱团、莎士比亚剧场、古典音乐、中国戏剧、西洋歌剧……他在普大教书，晚上和周末却经常流连在纽约大小剧场和博物馆中。他是读书人，纽约市周边卧虎藏龙、人才济济，在王浩教授招集推动下，华人教授学子为探索自己专业之外知识以扩大学术视野，于1987年成立了读书会，每月聚会一次，成员有高友工、李耀宗、郑培凯和几位搞哲学的后辈，王浩是数理逻辑学家，当代哲学界举足轻重的人物。读书会成员个个博览群书、知识渊博又熟谙西方哲学，高友工几次邀我参加，我有自知之明，望高却步。倒是偶尔去参加他们会后的聚餐，一来可以见朋友，二来有高友工、王浩在，必有美酒、美食，一般的情况下，讨论仍在热烈进行，但谈话气氛诚挚谦和。
高友工在文化艺术浩海中扮演了许多不同角色，角色之间有时重叠、互补、借用。
“江青舞蹈团”成立后，每年在纽约都有公演。新编的剧目想不出名字找他起，节目单要写说明找他写，填写申请政府补助找他填，总之，我一有难就找他出点子帮忙，他成了我的依仗和靠山。仍然记得“Moments from Chinese Past”就是他给我编排的中国风格的组舞起的雅名。
那一阶段他在普林斯顿芭蕾社团任董事会成员，需要参加募捐等社交活动，他最怕这样抛头露面的事，但又酷爱芭蕾，不得不效劳。结果，每当碰到这类事，他就硬把我拉出来做他的舞伴。他父亲或家人来探访他时，我也被邀为女伴作陪，就这样我成了他的护身符，亲友眼中，我是高友工“一辈子的女朋友”。
七十年代后期，友工住在普大，我常去那里做客，当然是有事请教。在普大做客，一次可以探望几位尊敬的长者，牟复礼、效兰夫妇，陈大端、荣琪夫妇，两家女主人都精于中国传统厨艺，端上桌的每个菜色香味俱全，有时还根据古典文学书籍中涉及的菜色依样画葫芦，进食时天南地北好不快活。高友工精于面食，高桩馒头和花卷是他的拿手好戏。此外，还有教日本文学的John Nathan、Mayumi夫妇，他们住在大学小镇附近的大农舍中，养马种大麻，John每天骑马去学校上课，成了大学一道奇特的风景线，John拍电影搞翻译，Mayumi更是出色的画家，高友工和李欧梵很喜欢去这对有个性、酷爱艺术的夫妇家中寻开心，我也和Nathan夫妇成了情投意合的朋友。
1994年12月John到斯德哥尔摩参加诺贝尔颁奖典礼，因为他英译了得奖者大江健三郎的著作。他和新夫人来我家做客，一晚上都在谈Eugene这位另类学者，John很早就脱离了自觉没有归属感的学术界，天马行空，做自己想做的事，他说：“Eugene是个绝顶聪明的天才，可惜普大没有充分利用他特殊的品味、周密的思维和渊博的知识做很多有趣的课题。”我常跟友工说：“在你面前我自承是个文盲，舞者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但他总是笑呵呵说：“我就喜欢简单，简单最难！”
记得1981年春天时，友工兴致勃勃地约我去大都会博物馆，在即将落成的仿苏州园林明轩厅，听张充和女士演唱明朝时代曲《金瓶梅》。普大开了校车载师生前往，夏志清、王洞夫妇也来观赏，我则和友工结伴同行，现场观众个个翘首以待。张充和女士以《懒画眉》作开场曲，在这样亭槛台榭布置极为雅致的环境下，聆听张充和女士有板有眼地唱曲，岂不叫人忘了自己究竟身处何方！
作曲家周文中教授任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和作曲博士班主任多年，又创立美中艺术交流中心，知道我在北京委约过谭盾作曲并欣赏他的才华，和谭盾在中国见面后同意他来哥大修博士，但经济担保人要我设法。我搞赔钱的舞团多年，没有经济基础作保，丈夫Birger是瑞典人也无资格作保，于是向高友工开口求助，一开始他不同意，绝对不当保人的原则不能打破，我当然尊重。不料过了一阵他主动问我：“谭盾的事怎么样了？”在我叹气摇头后，他一口应允作担保，但再三声明：“只此一回，下不为例。”1986年谭盾顺利来美就读，后来，友工还让我把他收藏的许多音乐带子送给谭盾。
高友工非常孝顺母亲，逢年过节有假期时，都要去纽约上州Syracuse探望和大姐高筠若一起居住的母亲。1983年，母亲去世，友工顿时失去了平日爽朗的欢笑声，变得沉默寡言起来，母亲喜欢养花，他也开始在屋里养起兰花。当年我家在纽约西四十六街原钢琴工厂改建的公寓中，有小院的公寓颇宽敞，天花板特别高，友工常来纽约看戏，也常来我家落脚。我丈夫Birger和Eugene气味相投，两个男人居然背着我商量好，友工要入住我家多下来的那间房，房中可以建夹层。Birger开玩笑说：“你的中国丈夫要搬来住啦！”那段时期友工初丧母，没有心情下馆子、看戏，心境寂寥，我也感到对友工这是个最理想的安排。我们夫妇不在纽约的时间居多，所以他可以有很多私人空间，他蛮自在地在那里住了近六年。
这是友工最喜欢对朋友讲的故事：“有一次江青不在纽约，Birger星期日要做法国马赛海鲜汤（Bouillabaisse）请我，我自告奋勇给他打下手。Birger照着食谱一样样买，一样样秤量，一丝不苟，完全像在实验室做试验。开晚饭前，Birger突然发现忘了买藏红花Saffron要我跑一趟，普通食品店是不卖比金子还贵的Saffron，星期日商店也早关门，于是我叫了计程车东西上下满纽约转，花了近百元计程车费终于买到了Saffron。回家交给大厨师，结果，Birger打开小包，只用了真正一点点洒在汤上。食材费已经一百多了，再加上车资，哇——”他吐下舌头，咯咯朗声大笑起来。
2008年Birger在瑞典往生，我第一时间打电话通知友工，他呜咽道：“多好的一个人……”就再也说不下去了，抽泣起来，这是我唯一一次听到他哭。
高行健在1987年根据宋朝女词人李清照脍炙人口的《声声慢》，特意为我创作了一个诗剧。由于这一创作是用古人的词意、音韵作动机和蓝本，加以发展来表达古今中外凡人都有的困境与感受，故名《声声慢变奏——取李清照词意》，舞蹈诗剧英文名是友工起的“Variations on a poetess' lament”。
1989年4月我在古根汉姆博物馆（Guggenheim Museum）“作品与过程”（Works & Process）项目中担任独舞演出，特别邀请了作者高行健，布景设计建筑师曹慰祖、作曲周龙、《纽约时报》舞蹈评论安娜及普大中国古典文学教授高友工，同在台上当评论员（Commentator）。高友工概括性地介绍了两点：一，李清照创作《声声慢》的年代和背景——此词是李清照后期的典型代表作品，金兵入侵，北宋灭亡，丈夫去世，一连串的打击使她经历了颠沛流离的苦痛，亡国之恨，丧夫之哀，孀居之苦，难以排遣的寂寞，于是写下了《声声慢》主要抒写她对亡夫的怀念和自己孤单凄凉的景况；二，原词《声声慢》文字特色——词起时“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这一气而下的十四个叠字顿挫凄绝，李清照在用叠音字的同时，前后也用了同义字，“寻寻觅觅”，“寻”与“觅”固然是同义的，而“冷冷清清”、“点点滴滴”也显然是同出一辙，倘若将这些词组调转过来，念作“清清冷冷”、“滴滴点点”，其语意和效果则一成不变。
近日我去林肯中心表演艺术图书馆，查找当年古根汉姆博物馆的演出录像，见到笑容可掬的友工，在那里温文儒雅娓娓道来。啊——当年的我们是多么年轻美好！不禁往事一一袭上心头……
搞舞蹈的人对“舞文”毫无信心，眼高手低，越看越觉得拿不出手，幸好友工肯耐心地看我字迹潦草的初稿，看完他说：“就这样按照你思路写很好，千万不要再大改，错字和标点符号订正一下就行了，有问题的地方我已经用笔大致地勾了一下，你再仔细看看。”他的肯定和指点使我这只抓住笔的手继续舞了下去，1991年，台、港出版了我第一本书：《江青的往时、往事、往思》。
我的第四本书《说爱莲》是写我恩师挚友——中国舞蹈之母戴先生爱莲的传奇人生，花了两年时间完成。去年底初稿完成后，打印出来送去给友工过目。几周后我去问他意见时，也恳请这位轻易不动笔的人写序，本以为他会以各种不同的理由推却，不料他一口应允，对我是个意想不到的喜讯和鼓励，书已于今年夏初出版。现在猜想，贴心的他是要给我一份最后的厚礼，在交给我手写的序时，他说：“这可是我最后的一篇文章了。”
友工是个最不现代化的人，一辈子不开车，不看电视，不用电脑。近几年，在没有精力和不良于行的情况下，他的世界几乎与世隔绝，在屋里看书、听音乐。纽约中国风书店经常给他送新书，朋友和从前的学生也给他寄书。我今年由瑞典回纽约比往常早，9月中回来后知道友工状况更不如前，就常常去探望他。最后一次是10月18日，烧了他平日喜欢的四个菜去陪他聊天，他坐在沙发上按铃开门让我进去，茶几上放着好友白先勇刚给他寄去的《细说红楼梦》、孙康宜的《曲人鸿爪：张充和曲友本事》、杨泽的《新诗十九首》。高友工文史功底深厚，喜欢读为文看似朴质，实则蕴藏着丰富学识和无穷艺术魅力的著作。我每次去，他都会把已经看完的好书推荐给我，并要我带走。最后那次去，我带走了杨绛的读书笔记《“隐身”的串门儿》、邓云乡的《云乡话食》。借读友工看过的书，最大的好处是他在书中勾画圈点，容易让我将注意力集中在关键词上，有时还有似眉批的只字片言。音乐方面最使他感动的是贝多芬的奏鸣曲第二乐章，也偏爱莫扎特的《爱魂曲》（Requiem）。最推崇的声乐是被他誉为天籁之声的维也纳儿童合唱团（Vienna Boys' Choir）。
理查·施特劳斯（Richard Georg Strauss）是高友工最欣赏的歌剧作曲家之一，他认为我在有这么多的舞台经验后，该执导《没有影子的女人》（Die Frau ohne Schatten），此剧无论剧情或音乐，都像迷宫般复杂，创作式的神话故事隐含深奥的哲理，心理层面和象征主义交融，剧中人都有奇特而不同的文化背景，冥界的幽灵声和未出生的婴孩声，更是绕梁三日，美得无以复加，可以在创作上发挥无穷想象力。承蒙他对我的信心和督促，我买了录音听，也买了戏票和不同版本的录像看，实在叹服此剧艺术上的震撼力。制作如此庞大的歌剧而又不是适合大众口味的畅销剧，所以一直没有找到可能性。为此他惋惜不已。
挚诚的友爱和情谊是人世间求之不得，少之又少的异数，我很庆幸在人生漫长又坎坷的岁月中找到了贴心朋友——友工。
在台湾的老友郑清茂教授从我处得知友工去世消息，即时给我信——
小青：
谢谢你告诉我友工的消息。我们一直常在念着他，但也知道只能想念，有什么事，我们根本帮不了忙。他是我台大的学长，我入学时他已经毕业了，并不认识；在Princeton是我的老师辈，但并无实际师生关系。他也不嫌弃我这个学弟，经常关心我的生活。我刚到Princeton那年的（1962）十月就下了一场大雪，他马上把他哈佛时代穿的羽绒衣（down jacket）送给我。它变成了我在美国穿的最长最久的衣物，直到1989年离开美国时，因为台湾不需要那么厚的夹克，才处理掉。令人怀念。
他在哈佛的同室学友，又在学术上联手发表著作的梅祖麟教授也给了我封真情毕露的手信——
友工在我最倒霉的时候，悉心照顾我。后来又悉心照顾陈幼石。这样的朋友哪里去找。还有，友工是我的儿子Eugene Mei的godfather（义父），Eugene是友工的英文名字，过节过生日总是有礼物。这又是我自己办不到的。我们在家里总是管友工叫big Eugene。
读书会友李耀宗说：“高先生是我最敬佩的学者，能和他结识是我的福气，他的风采和见识将永存我心中。”他回忆道：“我跟友工最后一次见面时，大概因为我是学西方中世纪的，他送我两本剑桥文学导读（Cambridge Companion）系列的书，一本是1986年版的古英语文学，另一本是2008年版的中世纪法国文学。可见他对西方文学猎涉之深广与对其研究最新发展的持续关注，在汉学家中，几乎绝无仅有。”
这就是友工，一个懂得关爱的朋友！
记得七十年代中期，高友工从普大休假一年住在巴黎，我去巴黎，他怕我人生地不熟，自己忙时就安排其他人给我做向导。之后，他知道我要去威尼斯，认为年轻单身女性去意大利太危险，马上安排了他的学生当时在威尼斯大学教中文的Raffaello Orlando给我当导游，使我在威尼斯玩得安全、尽兴。
这也表现在友工处理生活细节上，严重的糖尿病使他身体每况愈下，他不想让亲友操心，尽量不提病情，也总是婉拒亲友造访；几年前搬家时，尽可能地将多余用品赠予他人，之后不断地做减法，精简到中国传统舞台一桌二椅的程度。我猜，他大概不想麻烦别人处理他的身后事罢。“要除去身外之物！”是他在最后阶段常跟我讲的。身后去处他也早有安排，火化后长眠在纽约上州Syracuse橡木墓园（Oakwood Cemeteries）母亲身旁。这是当年友工在给母亲扫墓时，亲口跟姐姐立下的遗愿。
2016年11月16日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室教务处发出通告：
办公室极感遗憾地宣布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高友工教授于2016年10月29日逝世。
1962年高教授加入普林斯顿大学任教，1999年荣休。
11月16日至18日，普林斯顿校旗在East Pyne降半旗，以示悼念。
这是普大不寻常的举动，我马上请老友李耀宗去校园拍了照，好分发给爱戴高友工的亲友。
陈幼石收到后，马上给我回信：“我将此像珍藏在照相簿中和友工其他的照片存放在一起，作为永久的回忆。”这些日子和幼石在通话中她也老叹惜：“没有友工在，我来纽约就没兴致了，没人可以抬杠，出去吃饭也没胃口了！”
董景昭（朱德群夫人）和友工青梅竹马，在收到照片后给我写：“校方降半旗对他致敬，我想他在天之灵亦有所慰藉！”
他这辈子的教学有了成果，真不愧对此生，我和他是世交，我想高伯伯及高伯母亦引以为荣！
与他最亲近的友人则告诉我：“Eugene是上天送来的天使，他在天上飘飞着关照注视着我们！”
好心的淑平（余英时先生夫人），近来隔三差五给我打电话，我知道她想安慰我。她说：“友工去世前三日，余英时还跟他通过一次长话，两位老友在电话中嘻嘻哈哈。这三天Princeton为友工下半旗，我每天都去校园走走看看想想，他真是有福之人，秋高气爽阳光普照，旗迎风招展，飘动得就像友工，如此美好……”
友工一辈子只想给人看阳光和美的一面，予人温暖！
高友工纪念会将于2017年3月11日在普大Jones Hall举行。
我与友工相知相惜四十四年，一切言语都无法表述我的痛失，我准备将1989年古根汉姆博物馆录下《声声慢变奏——取李清照词意》中他作为评论员的几段录像剪接在一起，在纪念会中播放。在近三分钟的谈话中，与会者可以再次领略他的风范，忆想起他阳光的音容笑貌！
录入编辑：洪振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