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老夫也在皮毛类”谈起
吴昌硕与齐白石是近现代美术史上两座重镇，有“南吴北齐”之称，又有诗书画印四绝之誉。吴昌硕生于1844年，享年八十四岁，齐白石生于1864年，享年九十五岁。齐比吴小二十岁，二人既是同时人，又是两辈人。现代研究吴、齐二人的文章可谓多矣。大家都说，齐白石在同时人中最佩服的是吴昌硕先生。并引齐诗为证：“青藤雪个远凡胎，老缶衰年别有才。我欲九原为走狗，三家门下转轮来。”齐白石愿为吴昌硕门下“走狗”，真算得上佩服得五体投地了！另外，在庚申（1920年）岁暮，七十七岁的吴昌硕为齐白石写“润格”。当时，吴已是公认的画坛领袖了，而此际的齐白石刚定居北京，尚未成名，卖画生涯十分落寞。甲子（1924年）六月，吴昌硕八十一岁，为齐白石题《白石画集》（篆）扉页，后载于齐白石1932年出版的第一本画集上。吴能为齐写“润格”和题字，显然，他是在提携后辈。如此说来，吴是有恩于齐了。对于齐白石一生素有研究的胡佩衡曾谈道：“对他影响最大的画友是陈师曾，使他最崇拜而没有见过面的画家是吴昌硕。”[1]既然吴、齐从未见面，二人之间，其“怨”又何来之有呢？这得从齐白石刻的一方印章谈起。
启功先生早年向齐白石请益，是齐白石的学生。他在晚年回忆文章《记齐白石先生轶事》中说道：“齐先生曾把石涛的‘老夫也在皮毛类’一句诗刻成印章，还加跋说明，是吴昌硕有一次说当时学他自己的一些皮毛就能成名。当然吴所说的并不会是专指齐先生，而齐先生也未必因此便多疑是指自已，我们可以理解，大约也和郑板桥刻‘青藤门下牛马走’印是同一自谦和服善吧！”[2]厚道的启功先生在文中虽然有淡化事情的意思，但还是把二十世纪前期这段画坛流传很广的往事大略地叙述出来了。
能较清楚记述这段往事，是在《百年画坛钩沉》一书中，著者为斯舜威。他在书中写道：“齐白石服膺吴昌硕，有诗为证：‘老缶衰年别有才。’吴昌硕则对齐白石有点不屑，晚年曾说：‘北方有人学我皮毛，竟成大名。’齐白石听了，知道‘北方人’暗指自己，于1924年刻了一枚印章；‘老夫也在皮毛类’，边款：‘乃大涤子句也，余假之制印，甲子白石并记。’”[3] （图一）
图一印章“老夫也在皮毛类”和边款
以上所述，吴齐之间，果然是有段恩怨史了。细想起来，这段恩怨还有些复杂，我们知道，齐白石出名是1922年由陈师曾把他的画带到日本去参加画展，并以善价卖掉全部作品，然后在国内出名的。但这个画展是一个什么样性质的画展？为什么偏偏齐白石的画能走红？这与吴昌硕又有什么关系呢？吴昌硕不是提携过齐白石吗？他为什么要为齐白石写“润例”？为什么齐白石出名了要引起他的讥评？齐白石不是很崇拜吴昌硕，写诗“我欲九原为走狗”吗？这诗是什么时候写的？是被吴讥评后还是之前所写？他为什么用石涛诗句来回应“学我皮毛，竟成大名”的讥评？是“自谦和服善”还是不服？这段“恩怨”对齐白石“衰年变法”后的艺术发展有何影响？等等，剪不断，理还乱，如同一团乱麻，要理清它的头绪，还得费一番功夫哩！
关于吴昌硕为齐白石写“润例”的缘由
齐白石辛酉（1921年）日记称：
三月初二日。得吴缶老为定润格。此件南湖所赠也。其润格录于后：齐山人濒生为湘绮高弟子，吟诗多峭拔语。其书画墨韵孤秀磊落。兼善篆刻，得秦汉遗意。曩经樊山评定，而求者踵相接，更觉手挥不暇。为特重订如左：（略）庚申岁暮，吴昌硕，年七十七。[4]
从以上所记，知道吴昌硕这润格写于庚申岁暮，即1920年底。其时齐白石五十八岁，定居北京近三年。由于以往画风冷逸不为北京市场所接受，他便在陈师曾的劝导下，决心进行“衰年变法”，画风开始远离朱耷，而接近徐谓、黄慎、石涛。并接受了陈师曾的劝告，去苦学吴昌硕，把吴昌硕雄浑烂漫的大写意风格融入自己的作品中。此际的吴昌硕为西泠印社社长，上海书画协会会长，上海“题襟馆”书画会名誉会长。其声望如日中天，是国内公认的画坛领袖。齐白石当然迫切希望得到他所崇拜的吴昌硕的提携，因而有了求吴昌硕为他定“润格”之举。
吴昌硕为齐白石写了“润格”，齐在日记中称“此件南湖所赠也”。这里说的“南湖”，是指好友胡鄂公（1874-1951），字新三，号南湖。在民国元年创办了《大中华日报》，翌年就当选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生涯以报人为业。他在民国七年（1818年）前后，于琉璃厂见齐白石画，大为赞赏，以高价购得六幅条屏。齐白石感戴胡鄂公为知音，遂订交。1920年，便托胡鄂公请上海的吴昌硕为其写“润格”。由于写“润格”的费用是胡所出，因而齐白石有“此件南湖所赠也”之语。但是，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因为“润格”并不等同寻常字画，仅仅靠钱就可以买到的。照常例，写“润格”者，乃长辈为晚辈写，老师为学生写，名人为好友写。齐白石与吴昌硕从没有见过面，凭什么位高名重的吴昌硕要为一位素昧平生的无名画家写“润格”？于情于理，都有些不合。因此我认为，齐白石在《日记》中写得过于简略，漏记掉了一些重要的事情。依照常规，齐白石必须向吴昌硕提供自己的有关资料。如后来林纾曾自许为齐白石订润格，齐白石便呈上樊增祥和吴昌硕所订的润格供参考一样。这里吴昌硕为齐白石订的“润格”中，有称齐为湘绮弟子，称其诗、书、画、印，称樊山评定等，均应是齐白石向吴昌硕提供的资料内容。但仅此还是远不够的，托人代请，就必须有齐白石恳请吴昌硕写润格的亲笔书信，而且必须有能打动吴昌硕的内容，吴才有为齐写润格的可能。但这能打动吴昌硕的内容是什么呢？我认为是富华在一篇介绍吴昌硕的文章中所写那样：
“著名画家齐白石曾恳求拜于缶老门下，并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青藤雪个远凡胎，老缶衰年别有才；
我欲门下为走狗，三家门下转轮来。”[5]
齐白石在诗中把吴昌硕与徐谓、朱耷这两个大画家并列，并愿意为其门下“走狗”！有这样的内容能不打动吴昌硕吗？如果真写了这样恳切动人的内容，吴昌硕为齐白石写“润格”也就顺理成章了。
但是，谁又能肯定齐白石这诗为此时所作呢？
查，此诗载于1933年刻的《白石诗草二集》。[6]题为“天津美术馆来函征诗文，略告以古今可师不可师者，以示来者。”又，天津美术馆为美术教育家严智开创办。严智开（1894—1942）任北平大学艺术学院校长，于民国十七年（1928年）聘齐白石为该学院教授。在他民国十九年（1930年）回天津创办天津美术馆时，特致函齐白石，代表天津画家请教“古今可师不可师者”，齐白石当即复诗六首。《白石诗草二集》中收了其中四首。而“青藤雪个远凡胎”一诗，即为第四首。大凡来讲，这样所复的诗一般不可能是新作，而往往抄的是旧作。因此，在胡适所著的《齐白石年谱》中，邓广铭把它列入“无法划定其年代和时限，所以不能编入年谱的正文之中。”的诗。[7]但是，此诗未必就“无法划定其年代和时限”。查阅齐白石遗留下的文字资料中，有一段文字与此诗内容极为雷同，文如下：
青藤、雪个、大涤子之画，能横涂纵抹，余心极服之。恨不生于前三百年，或求为诸君磨墨理纸，诸君不纳，余于门外饿而不去，亦快事也。
比较文与诗，不同者，仅为“大涤子”和“老缶”也！其余的意思和比喻均极近似。查此段文字为齐白石《日记》庚申（1920年）九月二十一日所记。[8]只早于吴昌硕“庚申岁暮”为齐白石写“润格”的时间约两三个月。因而可以这样推断：齐白石为了请吴昌硕写“润格”就将九月二十一日记的这段文字，改为韵语，做成诗，其中仅把“大涤子”换成“老缶”，呈向吴昌硕，表示出心中倾慕之情。
富华在前文中称这诗是齐白石“恳求拜于缶老门下”的判断是正确的。
被打动了的吴昌硕很快便为齐白石写出“润格”，为了提携这位倾心愿为门下的后辈，对其诗书画印作出了较高的评价。并为了齐招揽更多的顾客，甚至不惜写下了“求者踵相接，更觉手挥不暇”虚假的广告词。其实，当时的齐白石的现状刚好相反。如他自己所述：“我那时的画，不为北京人所喜爱。除了陈师曾以外，懂得我画的人，简直是绝无仅有。我的润格，一个扇面，定价银币两圆，比同时一般画家的价码，便宜一半，尚且很少人来问津，生涯落寞得很！”[9]
陈师曾带齐白石画在日本参加什么画展？
陈师曾曾对胡佩衡讲：“齐白石的借山图思想新奇，不是一般画家能画得出来的，可惜一般人不了解，我们应该特别帮助这位乡下老农，为他的绘画宣传。”[10]于是，1922年竟自带上齐白石的画到日本东京去参加画展。后来，方有吴昌硕说齐白石“竟成大名”一事。是年，齐白石有诗记其事，题为《卖画得善价复惭然纪事》：
曾点燕脂作杏花，百金尺纸众争夸；
平生羞杀传名姓，海国都知老画家。
自注云：陈师曾壬戌春往日本，代余卖杏花等画，每幅百金，二尺纸之山水得二百五十金。
齐白石的这段《自注》被胡适收入《齐白石年谱》而广为流传。因齐白石的诗与注其重点在于“卖画”，而非“展览”，对后来研究者介绍此次展览造成了混乱。如文效、仁恺编的《齐白石简要年表》称：“一九二二年（夏历壬戌）六十岁。陈师曾到日本开中国画展览会，他的作品也同时展出。”[11]编者文效、仁恺，即胡文效、杨仁恺。其中胡文效是齐白石的老师胡沁园的孙子，为齐喜爱的弟子。他在《年表》中把这次“展览”记为了“中国画展览会”；又如，黄苗子在《巨匠的光环—白石老人逸话》一文中称：“1922年，老人的画友陈师曾到日本去，带了老人几幅画去卖。”[12]黄苗子是齐白石晚年的弟子，竟把这次重大的展览描述为简单的个人卖画活动；另外，还有著名美术史论家林木先生在《二十世纪中国画研究》一书中，也这样叙述道：“1917年还一文不名的齐白石，经‘衰年变法’后，于1922年因和陈师曾联展于东京，大红于东瀛，而声誉扶摇直上。”[13]文中把这次展览记为齐和陈的二人绘画联展。如此失误的状况，在齐白石研究中还存在。幸好，1936年齐白石开始自述其生平，由门人张次溪笔录，断断续续，直至1948年为止。最后由张次溪整理为《齐白石老人自述》，始载于《传记文学》1963年3卷1-3期。
齐白石在《自述》中较清楚地说道：“民国十一年（壬戌﹒1922年）。我六十岁。春，陈师曾来谈：日本有两位著名画家，荒木十亩和渡边晨亩来信邀他带着作品，参加东京府厅工艺馆的中日联合绘画展览会。他叫我预备几幅画，交他带到日本去展览出售。”[14]《自述》中说明了这次“展览”是“中日联合绘画展览会”。由此可知，此展非中国的单边展览，也非个人展，而是中日两国之间的一次重要的文化交流活动。这次展览的全称应为：“第二回中日绘画联合展览。”查阅有关资料，这样的“中日绘画联合展览”共举办了四次：第一回展览1920年11月在中国北京达子庙的欧美同学会和天津河北公园商业会议所举行；第二回展览1922年5月在日本东京府厅商工奖励馆举行；第三回展览1924年4至5月在中国的北京和上海举行；第四回展览1926年6月至7月在日本东京府美术馆和大阪市公会堂举行。这四次的中日绘画联合展览，缘起于1918年12月，北京画坛领袖金城、颜世清出面召集了北京画家，在为旅中日本画家渡边晨亩举行的招待会上，双方决定了由中日画家举办以两年一次的联合画展一事。这四次的中日联展，它发起于民间，其主要组织成员是中方的金城、周肇祥、陈师曾和日方的大村西崖、渡边晨亩、小室翠云等。展览的参加者汇集了中、日两国大多数的重要画家，最后在第四回展览上，才得到了中日两国政府的后援。因此，它应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美术史上的大事件。至于齐白石参加的“第二回中日联合绘画展览”，在日本外务省外交资料馆所藏的文件是这样叙述的：
……1922年5月，由于前述晨亩和十亩的在东京府厅商业奖励馆举行了第二回日中绘画展览。之前，金绍城、吴熙曾、陈师曾携北京、上海画家的四百余幅作品来日。4月25日的《中央新闻》上发表了中国一行到达东京车站和西崖、晨亩、小室翠云前往迎接的大幅照片。12月，又有北京第一收藏家颜世清（海关长、外交部顾问、文人画家）携所藏古画十幅来日。[15]
齐白石对这次参展后的结果，也有段深情的叙述：
陈师曾从日本回来，带去的画，统都卖了出去，而且卖价特别丰厚。我的画，每幅就卖了一百元银币，山水画更贵，二尺长的纸，卖到二百五十元银币。这样的善价，在国内是想也不敢想的。还说法国人在东京，选了师曾和我两人的画，加入巴黎艺术展览会。日本又想把我们两人的作品和生活状况，拍摄电影，在东京艺术院放映。这都是意想不到的事。经过日本展览以后……我卖画生涯，一天比一天兴盛起来。这都是师曾提拔我的一番厚意，我是永远忘不了他的。[16]
其他画家参展的情况怎样呢？《中国名画家全集·陈半丁》一书中是这样记载的：“1922年，陈师曾携陈半丁、吴昌硕、齐白石、王梦白、凌直支的作品在日本展出，半丁的十幅作品被购去了六幅。”[17]《中国近代绘画社团研究》一书中，也记载：“参加第二次中日联合画展，有吴昌硕、顾鹤逸、俞语霜、王一亭等南北画家之画四百余件。”[18]
由此可知，1922年在日本东京举办的“第二回中日绘画联合展览”上，其中最大的亮点是齐白石，他所有的画都高价卖完，法国人还把他的画送去参加巴黎艺术展览会，日本人还要拍电影对他宣传，由一位中国的无名画家而一炮走红，这是对他“衰年变法”的充分肯定，这也成了他艺术生涯的根本转折点。至于国内的其他画家，却无这样的幸运了。如陈半丁，他是中国画学研究会发起者之一，当时在画坛的声望远高于齐白石，这次在东京展览中，他也只是“十幅作品被购去了六幅”，价格还未知。而中国公认的画坛领袖吴昌硕，其作品在这次展览上的情况更加不明，查阅吴昌硕本人所有遗留下的文字资料，都没有言及他参加了这次重要国际展览。现在能见到他朋友或后人为他编的《小传》、《年谱》、《年表》，都没有他参加了这次东京联展的记载。与齐白石得意洋洋地又是作诗又是作文的宣扬来相比，吴昌硕对这次参展选择了“无言的结局”。因此，可以这样判断：吴昌硕参加这次东京的中日联展，其作品的社会反响远没有达到自己预期的效果！
现在再来回味吴昌硕说“北方有人学我皮毛，竟成大名。”的这句话，就明白他那时是什么样的心境了，不禁令人发出会心的一笑。
齐白石的画为什么能走红？
齐白石绘画能成功，关键在于有了“衰年变法”。这事与陈师曾有极大的关系。自1917年，陈师曾在琉璃厂见了齐白石刻的印章后，竟自去法源寺造访素不相识的齐白石，晤谈之下，遂成逆莫之交。据齐白石《自述》说：“他是劝我自创风格，不必求媚世俗，这话正合我意，我常到他家去，和他谈画论世，我们所见相同，交谊就愈来愈深。”[19]这样便拉开了齐白石“衰年变法”的序幕。在1920年，齐白石的《自述》仍说道：“我那时的画学的是八大山人冷逸一路，不为北京人所喜爱，除了陈师曾以外，懂得我画的人简直是绝无仅有。师曾劝我自出新意，变通画法，我听了他话，自创红花墨叶的一派。”[20]张大千是齐白石的画友，对齐很熟悉。他亦说过：“齐白石是在听了陈师曾的建议之后，指导他重用洋红，菊花绘成红色，叶子绘成黑色，形成了强烈对此以后，才愈来愈出名。”[21]1923年，陈师曾不幸病逝，齐白石不禁痛心流泪，在《自述》中仍怀念地说道：“他对我的画，指正的地方很不少，我都听从他的话，逐步地改变了。”[22]由此可知，如果没有陈师曾的引导和指点，就不可能有齐白石“衰年变法”的成功！
齐白石和陈师曾相识相交仅有六年，即1917年到1923年。在此期间，中国社会正是风起云涌的大动荡时代，特别是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对社会各阶层影响巨大。但“五四运动”并未导致直接的政治结果，而知识分子们相信中国问题的根源在于文化方面，因而便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新文化运动。在美术界，自1889年李铁夫到美国学习油画开始，就不断有美术青年涌向国外学习西方绘画，如陈树人、高剑父、高奇峰、陈抱一、陈师曾、李叔同、何香凝、张大千等东渡日本学习绘画；李曾石、李毅夫、周湘、吴法鼎、徐悲鸿、张道藩、林风眠等赴欧洲学习绘画。当他们学成之后，纷纷回国或开办美术学校，或成立美术团体，或创办美术杂志，或成为美术教授，使中国美术界的格局大为改观。当时的画坛即出现了两种对立的学术思潮碰撞：一种是在欧风美雨的影响下，对中国传统绘画价值的激烈批判和否定；另一种是被激发起民族主义而树立起“弘扬国粹”的守成旗帜。在这场大变革中，陈师曾与众不同，保持了清醒和睿智，正如林木先生对他评价那样：“学贯中西的特殊经历和深厚的家学渊源，使他比之其他因为崇尚西方文明却往往不懂自我民族传统的绝大多数留洋学生，因为比较而更懂得中国艺术之精髓；比之一般因为不了解外国艺术而视野较窄的传统型画家，他又具有更为先进的开放精神。”[23]陈师曾说：“美术者，所以代表各国国民之特征，其重要性可知矣。但研究之法，宜以本国之画为主体，舍我之短，采人之长。”[24]他看待这场中国绘画的大变革，其先知先觉在当时是极其难得的。而他便是用这种具有世界性的艺术眼光来指导自己和齐白石的绘画。陈师曾的绘画，因他的早逝而留下遗憾。而他指导下的齐白石绘画，却获得了成功。仅此而论，也足以证明陈师曾艺术思想之敏锐和正确。
任何艺术变革的成功，都必须顺应时代发展的总趋势。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一种趋势是从高雅到通俗，从古典到民间，胡适等人提倡的“白话文运动”即是证例。而陈师曾画《北京风俗图》、《读画图》（图二）与齐白石把文人画和民间绘画有机地结合，所谓“红花墨叶派”，都是顺应了新文化运动大趋势的产物。陈师曾之所以自作主张坚决把齐白石的画带到日本东京去参展，也就是渴望把他们变革中国画的新作能在世界审美的目光下得到验证。其结果大家都知道，是大获成功！
图二陈师曾《读画图》
当时，国内传统型画家几乎都把齐白石的画瞧不上眼，而赏识和抬举齐白石的除陈师曾外，还有林凤眠、徐悲鸿少数具有西学背景、视野开阔、了解世界艺术发展的几个画家。而在国际上，齐白石的画便大得赞扬：日本外交官、美术收藏家须磨弥吉郎，除了自己收藏外，还郑重向德、美两国公使推荐齐白石的画，并称赞齐白石为东方的塞尚。[25]法国油画家克利多对齐白石说：“他到东方以后，接触过的画家，不计其数，无论中国、日本、印度、南洋，画得使他满意的，我是头一个。”[26]还作文称赞齐白石：“先生作品之精神与近世艺术潮流殊为吻合，称之为中国艺术界之创造者。”[27]一位德国画家，被齐白石的画迷住，去拜访齐白石，认为老人：“以一种难以置信的稳定而大胆活泼的笔触，运用他的毛笔作画。他眼中所见的事物均融入画中，包括一些他从大自然中体验的稀有事物。他将火红的颜色如褐色、橘红、棕色及类似的颜色配合漆黑的中国墨色，使得他的绘画有高度现代艺术的气氛。”[28]最有意思的是西班牙大画家毕加索，他对齐白石的画极端推崇，曾对留学法国学习绘画的中国留学生说：“当今最伟大的画家齐白石在东方，在中国。”[29]当1956年张大千去法国拜访毕加索时，毕加索说他在学中国画，捧出了他的五大本习作给张大千看，“一本有二三十张吧，他画的多是花卉虫鸟，我一看就知道他学的是齐白石。”[30]
从以上得知，能得到国际承认和欣赏，绝不是国内那些摹仿性的西洋画，也不是色调古雅的传统国画，而恰好是齐白石那种“精神与近世艺术潮流相吻合”，“有高度现代艺术的气氛”创新的中国画！齐白石绘画的创造性为他赢得了巨大声誉，以至于他在去世后，还被世界和平理事会推选为1963年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一。
西风东渐，能逐渐改变国人的艺术审美观。齐白石的画风，正好是走在国人新审美观的最前列，得之于开风气之先。当然，在近代画坛有这样一种规律性的现象：在崇洋风气中，凡是作品在国外走红，卖得了高价的作者，在国内也能随之得到社会的追捧，也能大红大紫。吴昌硕是这样，齐白石同样也是这样！
齐白石回应“皮毛”讥评的苦衷
新编《齐白石辞典》附《齐白石年表》称：1922年，齐白石“画作由陈师曾携往日本东京参加中日联合绘画展览，画界哗然，卖价丰厚，销售殆尽，至身誉鹊起。”《年表》为该书主编敖普安所编撰。其文称的“画界哗然”不知何出处？但我认为在情理之中。因为去参加中日绘画联展的作者，必须是中国的著名画家才行，而齐白石那时在画界尚属无名。如他自己所述，当时卖画的价格“比同时一般画家的价码，便宜一半，而且很少人来问津，生涯落寞得很。”[31]他去参展，自然要引起画界的不满，以至舆情哗然。但因陈师曾声望很高，又是此展的主事者之一，旁人对他莫奈其何，只好由他竟自带上齐白石的作品去日本了。最终结果，大出国内意外，齐白石居然成此展最走红的画家。“至身誉鹊起”，主要是指齐画的市场反应，齐白石回忆道：“经过日本展览以后，外国人来北京买我画的很多，琉璃厂的古董鬼，知道我的画在外国人面前，卖得出大价，就纷纷求我的画，预备去做投机生意。一般附庸风雅的人，听说我的画能值钱，也都来请我画了。
图三“人骂我，我亦骂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