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健森
《赵氏孤儿》公认是一出讲述道德主题的戏剧作品，对于任何试图复述这个故事的当代创作者来说，都可能面临着一个危险的问题：由纪君祥于八百年前所编写的这出元杂剧中所承载的两千六百多年前的道德观，在当下社会还是否成立？而当我们面对的是由韩国国立剧团的艺术家们演出的《赵氏孤儿》时，恐怕免不了还要多问一句：这一古老的道德观是否会在跨文化的阐释中被误读？
这样的疑问并非耸人听闻，当我们复盘这个古代东方复仇故事的时候，总不免感到如履薄冰般的艰难。比如，倘若任何一个参与救孤的义士作出不一样的人生选择，那么这个故事随时可能戛然而止；又比如，倘若有剧中人对这个漫长复仇计划的意义提出了怀疑，那么这个故事也会瞬间崩塌殆尽；再比如，倘若观众不再相信杀身取义的道德观，那么这个悲剧就有沦为荒唐闹剧的风险。
我们近年来所看到的多个当代改编版本的《赵氏孤儿》，几乎都在这样的道德困境中陷入了迷失。林兆华版的《赵氏孤儿》（金海曙编剧），让成年后的赵氏孤儿绝了报仇雪恨的心意，于是整出戏的意义便随之消解成无聊的齑粉。而陈凯歌版的电影《赵氏孤儿》，则刻意模糊了赵盾（受害者）与屠岸贾（施害者）之间的善恶，结果大义救孤的程婴便莫名有了一种无所适从的惶惑。
当代改编者面对《赵氏孤儿》所显现的踌躇与茫然，实际上反映了其内心两种价值观的冲突。一方面，他们迷恋于这个经典叙事扎实而饱满的构架；另一方面，他们又因其违背了现代意义的人性而恐惧。这样的人性，首先是建立在对自我个体生命至高无上的认知基础之上，其次是暗藏着对利己主义自我辩护的潜台词。在这样的人性论面前，《赵氏孤儿》中不计代价的牺牲行为显然是说不通的。
进入戏剧创作的语境，符合人性的艺术准则逼迫着改编者们，必须为剧中人物寻找到各自具有符合当代价值观的动机或曰合理性，似乎唯有如此才能让古老故事和现代社会得以衔接。同样改编过《赵氏孤儿》的田沁鑫大概是对此颇有些体会的，她曾在导演阐述中写道：“人和人之间的隔膜越来越深，甚至出现有良善举动之人，我们都会想想他是不是有什么其他目的。真是悲惨的人生图景。”
和中国改编者的焦虑心态不同，韩国国立剧团的《赵氏孤儿》创作者们，既没有显现出面对道德崩坏的悲哀，也没有暴露出颠覆经典叙事的野心，看起来更像是以一种貌似老实的态度忠实再现原作的面貌。抛开插科打诨的表演方式不谈，这一版《赵氏孤儿》几乎未对原有的故事主线做过多改动，甚至由韩文翻译成白话中文的大多数台词，都能在纪君祥的原作中找到对应的出处。
但是，选择以喜剧的形式来演绎大悲剧，不能不说是一件冒险的事情。当公孙杵臼手舞足蹈地出场的时候，或是当赵氏孤儿愚蠢地胡言乱语的时候，我们总不免担心，这出戏会在滑稽的嬉戏之中滑向解构的泥沼。幸亏该剧的创作者们在喜与悲的两极情绪之中找到了很好的结合点，他们懂得如何利用戏谑的手段来讨好观众，同时也懂得必须在一些神圣的事情面前保持严肃的敬畏之心。
如果我们搞明白韩国戏剧工作者所敬畏的究竟是什么，也许就能明白他们为什么没有像中国艺术家那样陷入道德与人性的矛盾之中。答案或者就隐藏在荒诞不经的嬉闹之中——鉏麑，屠岸贾派去刺杀政敌的刺客，阴差阳错触树而死，这一看似只是个意外死亡的小丑的角色，却在弥留之际以玩笑的口吻说出一句细思极恐的自我诘问：历史又是如何评价我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