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云翔田野调差中。图片来源：财经新闻
为何在“无公德的个人”提出后近20年，阎云翔又提出“新家庭主义的兴起”？事实上，2000年后阎云翔仍不时重回下岬村，并时刻关注中国社会的公共事件与现实问题。而近20年间整个村庄社会的发展和80后年轻一辈的成长轨迹，让他不断反思原有视角，并力图跟随社会变化提出新的思考。
他首先看到的，是夹缝中成长起来的80后的艰难与压力。在阎云翔看来，中国真正可称得上叛逆的“新新人类”的是70后：他们在年轻时接触了父辈所未曾接触的新事物，思想发育也有更多空间。而现在的80后尽管有丰富的资源，却缺乏叛逆的热情——一方面，父母再给予这一代人更多情感注意和物质关爱的同时，也不断对他们的未来提出要求，这使得80后90后在生活中更受比较心和竞争心驱使，对父母则怀着一颗带有欠债般心理的孝心；另一方面，巨大的生活压力与对人脉、住房的需求，使他们不得不在婚嫁、工作方面继续寻求父母的支持，在自我选择上也更易受到父母意见的引导。
一次次重返下岬村，阎云翔听到村里年轻人对生活艰辛的感慨，也看到在房屋、土地、子女抚养等问题上年轻一代对父母更深的依赖。这让他逐渐放弃以往“无公德的个人”“极端的自我中心”等研究观点，而更多地采纳“家庭支持下的个人主义”等温和表达。新家庭主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用以描绘如今中国个体与家庭的复杂关系。
《私人生活的变革》的前言中阎云翔曾提问：中国人能否“走出祖荫”？现在的他认为，我们基本不可能以西方式个体主义的方式“走出祖荫”，因为中国人的个体就是构建在家庭和集体中的。“我们与西方人的界限不同，西方的界限在中国被称为生分。多一重界限，就多一分生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