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新中国最初引入拉美文学非常明确是要借文学翻译扩大同拉美的关系，为国家拓展国际生存空间，而古巴革命后则更加直接地表现为文学翻译为国家政治服务。但这既不意味着，这一时期的文学翻译完全受国家意识形态的操控而丝毫不存在逸出规范的可能或实践；也不意味着译者、读者都是受国家力量或意识形态胁迫才翻译、阅读拉美文学作品的。
一个有趣的例证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出版的《古巴文学简史》就在某种程度上带出一条差异性的脉络。这部薄薄的文学史是古巴作家和艺术家联合会副主席何塞·安东尼奥·波尔图翁多（José Antonio Poruondo）的著作（王央乐译，作家出版社1962年出版）。1961年他曾经随古巴总统多尔蒂科斯来华访问，因此翻译出版他的著作也同国家外交相关。波尔图翁多在古巴革命前是古巴圣地亚哥大学的文学和历史教授，后来参加了卡斯特罗领导的“七二六运动”，从此投身古巴革命。革命胜利后，进入政府工作，除了领导古巴文艺界之外，还担任过古巴驻墨西哥大使等职务。此书是波尔图翁多在革命胜利后对古巴文学史的一种重写。尽管这本六十年代出版的文学史著作都强调将文学发展作为社会现象的一部分，突显反帝反殖民的抗争文学的文学史地位，但是它并未从经典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出发来建立对文学历史的叙述，也没有放弃文学的艺术和美学诉求。波尔图翁多在《古巴文学简史》中说，“我们要继承我们优秀的作家们的传统，并不轻视那些逃避现实者和技巧至上者在形式方面的贡献”。
古巴，远在加勒比海的岛国，但曾经有那样一个时代，距它万里之遥的中国关切着它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它的革命既有对新中国胜利经验的借鉴，也有着其自身独特的历史脉络。因此对古巴革命的关注，对古巴及六十年代拉美革命文学的翻译，不仅为新中国的文学，也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生存与发展带出了别样、新鲜的丰富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