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独令齐白石不好直接回应，也不能直接回应的，便是吴昌硕所说“北方有人学我皮毛，竟成大名”的讥评。首先，吴昌硕是画坛公认的领袖，更是齐白石衷心敬佩的前辈；其次吴昌硕是他恩人陈师曾的老师，齐白石也曾恳请拜于吴的门下，吴昌硕还有为齐白石写“润例”的抬举之恩。当齐白石听到了吴昌硕的讥评，其内心感受如何，旁人只能猜测。说不定吴昌硕当时只是随便说说而已，但对齐白石而言，带来的却是铭心刻骨的伤痛，其感受超过画界任何一次对他的攻击。因为吴对齐的讥评散布很广，已被渲染，成为不少人诋毁齐白石绘画最有力的依据。对此齐白石又不能直接回应，但此事如骾在喉，不得不吐。他便采取了曲折的、迂回的方式进行间接的答复。这里既可以看出齐白石良苦的用心，也反映了他不屈不挠固执的性格。
齐白石选择了清代的大画家石涛来作为“皮毛”讥评的回应，其比较明显的有三处：
一、印章“老夫也在皮毛类”。边款：“老夫也在皮毛类，乃大涤子句也。余假之制印。甲子，白石并记。”此印刻于1924年，齐白石在二十年代中晚期到三十年代，其画作上多处盖有此印。
二、绘《芭蕉书屋图》[36]，创作年代约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图上方作长跋：“三丈芭蕉一万株，人间此景却非无。立身误堕皮毛类，恨不移家老读书。”大涤子呈石头画题云：“书画名传品类高，先生高出众皮毛。老夫也在皮毛类，一笑题成迅綵毫。”白石翁画并题记。（图六）前一首为齐白石自作诗，后一首抄石涛诗。两相对照，齐白石向人表达出这样的意思：连石涛都说他自己是“皮毛类”，我现在“误堕皮毛类”。与石涛情况相同，我又何必介意呢？
图六 《芭蕉书屋图》局部
三、诗作《梦大涤子》：“皮毛袭取即工夫，习气文人未易除。不用人间偷窃法，大江南北只今无。”[37]齐白石这诗里叙述梦中还在与石涛交流“皮毛”问题，认为像我们这种袭取“皮毛”是很要工夫的，因为不是用的“偷窃”式的摹仿。如果说石涛都是“皮毛”，恐怕大江南北也找不出第二个这样“皮毛”的大画家了。齐白石这里是借石涛来申述自己的冤屈。因为吴昌硕说齐白石只学了他的皮毛，让齐白石百口莫辩。事实上，齐白石的确实学过吴昌硕的画，但绝不是简单地摹仿皮毛。据胡佩衡回忆说：“记得当时我看到他对着吴昌硕的作品，仔细玩味，之后，想了画，画了想，一稿可以画几张。画后并且征求朋友们的意见，有时要陈师曾和我说，究竟哪张好，好在哪里，那张坏，坏在什么地方，甚至还讲出哪笔好，哪笔坏的道理来。这时齐白石已经是六十多岁的老人，这种艰苦认真钻研的精神，真是使我们深为钦佩！”[38]通过胡佩衡亲睹齐白石学习吴昌硕的过程，使我们了解齐白石是从技术层面直到精神层面深入地学习吴昌硕的。如果硬是要说齐白石只学了“皮毛”，那么，这种“皮毛”却非浅层次的摹仿，而是花了大工夫的！
另外，关于“皮毛”问题，在齐白石诗集中屡屡出现。如《题陈师曾画》“君我两个人，结交重相畏。胸中俱能事，不以皮毛贵”。《释瑞光临大涤子山水画幅求题》：“长恨清湘不见余，是仙是怪是神狐。有时亦作皮毛客，无奈同侪不肯呼。”《天津美术馆来画征诗文，略先以古今可师不可师者，以示来者。》其第五首：“造化天然熟写真，死拘皴法失形神，齿摇不得皮毛似，山水无言冷笑人。”等涉及“皮毛”的诗至少有七、八首之多。由此可见，吴昌硕的“皮毛”的讥评，对齐白石的刺痛太深，真可谓深入了骨髓！方使齐白石久久不能释怀。至于齐白石为什么要选择石涛来作为讥评的回应？他在与胡佩衡一次私下谈话中，透露出了端倪。齐白石说：“大涤子画山水，当时之大名作家不许可，其超群可见了。我今日也是如此！”[39]齐白石认为自己与石涛遭遇十分相似：当时石涛为大名作家不许可，今日齐白石也为大名作家不许可。能配得上称今日大名作家者，齐白石心中恐怕是暗指吴昌硕了！
从崇拜的对象到赶超的对手
胡佩衡回忆齐白石说：“据我知道，他一直崇拜吴昌硕，只要见到他的精品就要买下来或者借来学习。”[40]启功先生也回忆齐白石的晚年道：“齐先生最佩服吴昌硕先生，一次屋内墙上用圆图钉钉着一张吴昌硕的小幅，画的是紫藤花。齐先生跨车胡同住宅的正房有一道屏风门，门外是一个小院，院中有一架紫藤，那时正在开花。先生指着墙上的画说：‘你看，哪里是他画的像葡萄藤（先生称紫藤为葡萄藤，大约是先生家乡的话。），分明是葡萄藤像它啊！’姑且不管葡萄藤与画谁像谁，但可见到齐先生对吴昌硕是如何的推重的。”[41]齐白石自己留下的文字中，很少论及吴昌硕的画，只有他在壬戌（1922年）日记中有简短的叙述：“四月廿六日，吴缶老后人东迈与陈半丁访余。后余至兵部洼半壁街五十六号邱养吾家，访东迈也。见邱家有缶老画四幅，前代已无人矣，此老之用苦心，来老（者）不能出此老之范围也。”[42]这里，齐白石认为吴昌硕的画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此时齐对吴可谓崇拜之至！但是，自1924年后，即画界传出吴昌硕“北方有人学我皮毛，竟成大名。”的风闻之后，细心的人会发现，齐白石在以后所记的文字中，绝口不提他学过吴昌硕的画。如他在1933年由齐白石口述，张次溪笔录的《白石老人自传》里，谈到他如何“衰年变法”，他只说陈师曾“劝我自创风格，不必求媚世俗，这话正合我意。”“他对于我的画，指正的地方很不少，我都听从他的话，逐步改变了。”“师曾劝我自出新意，变通画法，我听了他的话，自创红花墨叶一派。”对于陈师曾劝他放弃雪个冷逸的画风，而改学吴昌硕艳丽的金石味的大写意画风的情景，就避而不谈了。反倒是他的老友胡佩衡——是他“衰年变法”的亲睹者，在其著作《齐白石画法与欣赏》中，反复叙述了齐白石如何学习吴昌硕，如何善学吴昌硕，如何又吸取吴昌硕的技法又进一步创造的。世人才知道齐白石学吴昌硕的详细过程。甚至细心的还会发现，他对吴昌硕的称谓上，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以1924年为界，齐白石以前的文字称“吴缶老”、“缶老”。以后的文字称“吴缶庐”、“老吴”、或直称“吴昌硕”。虽然齐白石仍然很佩服吴昌硕的绘画，但在言辞中，对其人似乎少了几分应有的敬重。
大凡艺术人才的成长，特别是大才的成长，除了内在的自身优秀素质而外，在成长的过程中，正反两方面的外在因素对其成才都起到重要的作用：正面的是要得到伯乐的赏识、鼓励、帮助与提携；反面的是要受到社会传统习俗的嫉妒、挤压、冷遇和讥讽打击。二者几乎是人才成长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际遇。现在人们谈论其人才成长过程，往往强调前者的作用而忽视后者。事实上，人才在习俗的反对、挤压中，往往能“变压力为动力”，使之成为顽强奋斗的另一种精神力量。这个因素的反激作用，在齐白石身上显得尤为突出！
启功先生“年十九，经贾老师介绍入中国画学研究会。从吴镜汀先生问业。”[43]他风闻关于吴昌硕说“北方有人学我皮毛，竟成大名”一事，应该是在中国画学研究会内部。时间大约也应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吧。就可见风闻流传之广远。因为齐白石曾私淑吴昌硕，吴昌硕也曾有恩于他。此事对齐白石而言，真是有难言之隐！在内心深处反激了他要跳出吴昌硕的影响，尽快摆脱“皮毛”之讥，加剧了他必须自创独立的艺术风格想法。更甚者，激发了他要与吴昌硕对峙。或要甚至超越吴昌硕的雄心！
《白石老人自传》中齐白石说：“同乡易蔚儒（宗夔），是众议院议员，请我画了一把团扇，给林琴南看见了，大为赞赏，说：‘南吴北齐，可以媲美’。他把吴昌硕跟我相比，我们的笔路，倒是有些相同的。”[44]林琴南说“南吴北齐，可以媲美”，是在1920年的事。此际齐白石正在“衰年变法”，正在“我欲门下为走狗”苦学吴昌硕。因此，“他把吴昌硕跟我相比，我们的笔路，倒是有些相同的”的话，反映出的思想不是齐白石1920年时的思想，而是1933年口述《自传》时的思想。从其隐隐自傲的语气中，泄露了此际的齐白石，确有想“南吴北齐”与之对峙的雄心。齐白石在其晚年还私下对老友胡佩衡说，他“一生没有画过吴昌硕。”[45]胡佩衡认为这是齐白石虚怀若谷的谦逊。其实，这话反道出了齐白石一直不敢说出，而后半生一直在暗中努力做的一件事，即以吴昌硕为对手，要超过吴昌硕！
只有自创艺术风格，才是“衰年变法”成功的标志。才有与吴昌硕对峙，甚至超越的可能。
齐白石如何“衰年变法”？论述者可谓多矣，这里就无须再费笔墨。他“衰年变法”成功的时间，胡佩衡说：“我们了解白石六十五岁（1927年）前后的作品和以前大大不同，已经看不出来哪里是‘八大山人’，哪里是‘徐青藤’，哪里是‘吴昌硕’了，我们看到的只是‘齐白石’，老人的变法终于成功了。”[46]这与齐白石自述“十载关门始变更” [47]相吻合。
图七 《赠胡生鄂公序》局部
齐白石的书法与篆刻，同样也经历了“衰年变法”的历程。其书法早年学何绍基，后来又学《爨龙颜碑》、《郑文公碑》和李邕的《岳麓寺碑》、《云麾将军碑》，又学金农的楷书和郑板桥、吴昌硕的行书，得力于金农与郑板桥为多。篆书学《三公山碑》、《秦诏版》、《天发神谶碑》，这些碑刻学的人很少，因而很容易突出，也易自成风格。齐白石书法以篆书成就最高，个人风格也明显。从1924年3月所书的《赠胡生鄂公序》就可见《秦权》和《天发神谶碑》对他的影响。其篆书风格也初见端倪。（图七）而1924年12月所书《喜看不厌》篆联，变圆为方，亦篆亦隶，已经演绎出了一种新颖的篆体。此联为齐白石风格成型的初期作品。（图八）由此，也可看出齐白石探索书法之途径与勤奋。
图八《喜看不厌》篆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