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给蒋介石的第二封信：“请撤兵释张、实践诺言”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周恩来冒险到西安，按照中共一直坚持的“逼蒋抗日”的方针，主导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但在放蒋的方式问题上，张学良不顾周恩来的忠言劝阻，独自决定12月25日下午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后来，周恩来曾叹息地说：“张汉卿就是看《连环套》那些旧戏中毒了，他不但摆队送天霸，还要负荆请罪啊！”果然不出周恩来所料，蒋介石一回到南京，便背信弃义，扣留了张学良。同时蒋介石又调重兵威逼驻在陕甘的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
在这种政治和军事都很严峻的紧张情况下，1937年1月11日，周恩来写信给蒋介石，主旨就是专为营救张学良而劝蒋：“请撤兵释张、实践诺言”。
信的一开头就指出蒋介石背信弃义、不守诺言的事实：“自汉卿先生陪送先生回都（指南京）后，此间一切安然，静候先生实践诺言，完成和平统一大计。及撤兵令下，特赦呈文发表，愈使大家认识先生顾全大局之心，钦佩无所。乃事未及周，先生请假归里，中央军竟重复开入陕境，特赦令转为扣留，致群情愤激不可终日。”针对蒋介石“请假归里”的假把戏，周恩来严正指出他不应回避责任，强烈要求他：“现先生虽在假中，但战机危迫，先生以一系全国安危，待先生力排众议，坚持前令，尽撤入陕甘之兵，立放汉卿先生回西北主持，则内战可弭，和平可坚，一切人事组织、政府主张、抗战筹备均将循先生预定之方针前进，统一御侮之大业必可速就。”为了“逼蒋”“撤兵释张、实践诺言”，周恩来进一步“劝蒋”认清违背诺言的严重危害：“一部分主战之将士不顾大局，挑起内战，不仅西北糜烂，全国亦将波及无疑，而垂成之统一局面又复归于破碎。此事之痛，除日寇及少数亲日分子称快外，不特为全国同胞所反对，想亦为先生所不忍见不愿为也。”最后，周恩来再次表明他个人和中共的坚定立场与明确态度，“逼蒋”说：“来（即周恩来自称）承召谈，只以大兵未撤，汉卿先生未返，暂难抽身。一俟大局定，当即入都应约。如先生认为事宜速决，请先生以手书见示，保证撤兵释张，则来为促进和平、赞助统一，赴汤蹈火亦所不辞。至一切西北赤化谎言，先生及汉卿先生均知之审，必能辨其诬。凡来为先生及夫人与张、宋诸先生言者，我方均绝对保证实践。且为外交计，来及党人在此遵先生约，均守秘密，更无向外广播之可能。盖凡能对内和平、对外抗战尽力者，我方愿举全力为先生助也。”
蒋介石对周恩来的这封信没有直接答复，但在调集25个师作为所谓的“讨逆军”部署于陕甘的高压态势下，转达了他和谈的甲、乙两种方案：甲案是东北军调甘肃，第十七路军不动，归杨虎城指挥。红军返陕北，中央军驻潼关至宝鸡沿铁路各县。乙案是东北军调豫皖，第十七路军调甘肃，红军回陕北。中央军驻潼关至宝鸡沿铁路各县。
周恩来给蒋介石的第三、四、五封由中共代表转达的电报信：“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要求蒋介石执行的条件”“与蒋介石交涉红军驻地等事项”及再次“要求蒋介石释放张学良，抚慰东北军”
针对蒋介石的调兵行动和他的两个解决方案，周恩来特以他和毛泽东两人的名义于1937年1月21日，发电报信给驻南京负责和国民党当局进行停止内战、合作抗日谈判的中共代表潘汉年，转告蒋介石中共明确而坚定地“要求蒋介石执行的条件”是：“甲、为避免内战、一致对外，我们原则上不反对蒋之方针，并应劝告西安服从南京统一方针，蒋宜给张（学良）、杨（虎城）以宽大，以安其心。乙、但坚决要求蒋同意下列各点：（一）保证和平解决后，不再有战争。（二）不执行‘剿共’政策，并保证红军最低限度之给养。（三）暂时容许一部红军在陕南驻扎，可不驻商洛。因为合水、庆阳、正宁、淳化、富县、肤施等地粮食十分缺乏，以后可移驻别处。（四）令马步芳停止进攻河西红军。（五）为使红军干部确信蒋之停止‘剿共’、指定防地与发给军费，以便很好地准备抗日，要蒋亲笔答复恩来一信，我们可保证绝对保密。因红军干部尚有许多怀疑者。丙、西安没有什么变化，红军亦未宣传与张、杨联合。西安供了一个月军费，因此红军停止了打土豪。亲日派的谣，蒋不应相信。”潘汉年接到电报信后，立即转告蒋介石。当天，蒋介石即托宋子文答复说“同意联合抗日”。潘汉年立即把蒋介石的答复电告毛泽东和周恩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