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收到潘汉年复电转告蒋介石答复的第二天11时，周恩来即发出第四封电报信，要潘汉年立即转达“与蒋介石交涉红军驻地等事项”“对张、杨及东北军、十七路军确定爱护政策”“向蒋介石说明下列观点：我们是革命政党，自己确定的政策决不动摇。我们的政策是与蒋一道团结全国（即反对分裂与内战）共同对日，以后许多事情均愿与蒋商量，一切有利日本与汉奸而有损国力与两党合作之事，均将与蒋一道反对之”等事项。
潘汉年向蒋介石转达了这封电报信后，由于全国人民和国内外一切主张团结抗日的人士的一致要求，由于红军和东北军、十七路军做了对付国民党军“讨逆军”的充分准备，由蒋介石一手造成的西安事变后重新爆发内战的危险得以制止，蒋介石派代表和中共代表谈判，基本上解决了合作抗日、红军驻地及给养等问题。
在第四封电报信发出的几天后，1937年1月28日，周恩来发电报信给潘汉年要其即转蒋介石，再次“要求蒋介石释放张学良，抚慰东北军”。2月9日，潘汉年汇报了蒋介石的答复，周恩来判断蒋介石能否停止“剿共”的方针须看情势发展，目前只是准备抗战。接着周恩来等人就先和蒋介石的谈判代表顾祝同、张冲等人，后来又和蒋介石本人，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南京等地进行了五次合作抗日的谈判。
周恩来致蒋介石的第六封信：“逼蒋”对“国内问题更应迅速解决”
在“劝蒋”“逼蒋”停止内战、合作抗日的庐山谈话会期间，中共中央为争取会谈取得进展，于1937年7月14日向南京国民党政府表示：“愿在蒋指挥下努力抗敌，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已令各军十天内准备完毕，待令出动，同意担任平绥线国防。”周恩来与博古、林伯渠到庐山后又把《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由周恩来起草）提交蒋介石，但蒋的态度十分冷淡。
周恩来后来说：“我们带去起草好的宣言，他要动手改两句，那时我们还客气，同意他改了两点。但修改了他也不发表，总想把共产党合法这一点抹杀掉。”
在第一次庐山谈判时，蒋介石曾表示，三个师以上的政治机关可以代行指挥权，并说：“我要你们指挥，你们亦实能指挥，这是没有问题的。”这次谈判，蒋介石不守信用，一改第一次庐山谈判时的承诺，通过谈判代表张冲告诉周恩来：要求红军改编后各师直属国民党军事行营，政治机关只管联络，无权指挥。蒋介石的这一内心的盘算在其日记中所记是：“共产党必欲将收编部队设一总机关，自为统率，此决不能允许，应严拒之。”
对此要害问题，周恩来特在第二天写信给蒋介石，言简意赅地阐明紧迫的形势：“现在华北炮火正浓，国内问题更应迅速解决，其最急者为苏区改制与红军改编之具体实施。”义正词严地指出蒋介石的答复：“唯关于军队统率问题，与前次庐山所示又有出入，实使来惶惑，无以自解党中同志。”最后再次指明蒋通过张冲转达的意见“与来上次在庐所面聆及归陕向党中诸同志所面告者出入甚大，不仅事难做通，且使来一再失信于党中同志，恐碍此后各事之进行”。
周恩来立即把蒋介石的答复和自己的处置意见发电与洛甫、毛泽东交换意见，并写成国共双方急需确定的具体问题12条，通过宋美龄交给蒋介石。蒋的答复仍然坚持红军在改编后不设统一的军事指挥机关，三个师的管理直属国民党军队行营；三个师的参谋长由南京派遣；政治主任只能转达人事、指挥，可以周恩来为主任，毛泽东为副主任。周恩来当即严正表示：蒋对红军改编后指挥与人事的意见，我党决不能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