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报创刊之初,一般是4开4版,有时出2版、6版或8版不等的铅印报纸。1933年3月3日第31期起,改为32开的油印期刊。因出版周期长,信息不能及时传达,油印字迹易模糊,达不到良好的宣传效果。邓小平到编辑部后,首先抓的是报纸的质量。在邓小平担任《红星》报主编期间,报纸一共出版了七十多期,版式也由原来的32开油印改为4开铅印5日刊,并重新编了号,大大地缩短了报纸的出版周期。
《红星》报倾注了邓小平的大量心血,当时整个编辑部只有两个人,除他自己外,只有一名通讯员给他做帮手。从组稿、写稿、编辑加工,到版面设计甚至校对、印刷,几乎全由他一人包干。在他的努力下,还建立了一支拥有500多人的通讯队伍,既有普通战士,又有党政机关和红军部队中的领导者和指挥者,如罗荣桓、罗瑞卿、萧华、张爱萍、聂荣臻、袁国平等,他们都曾是该报出色的通讯员。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稼祥、贺昌、博古等也为《红星》报写过不少社论和文章。在中央苏区红军进行反“围剿”战役中,李立三同志对伤员体贴入微,他要求兵站人员根据伤员不同的负伤部位,设计多种形式的担架,以减轻伤员痛苦,提高救护质量,赢得了指战员的称赞。周恩来同志亲自在《红星》报上撰文表扬。《红星》报在创刊号《见面话》中就明确提出:“它的任务很大,所以就要红军全体同志来帮助它,多多供给它材料。”
邓小平用他长期在党和军队从事政治工作的丰富经验、非凡敏锐的观察思考能力和生动朴素的文字风格,对《红星》报从形式到内容进行改革。该报辟有“列宁室”“捷报”“红星号召”“前线通讯”“红军生活”“红军家信”“军事常识”“军事测验”“革命战争”“最后电讯”“上期答案”“铁锤”“法厅”“卫生常识”“俱乐部”“山歌”等栏目和副刊17个,内容丰富,针对性强,也很有特色。“列宁室”是指导革命理论学习的专栏,开展过“战争问题”和“巴黎公社问题”的讨论。“法厅”则是宣传革命的法律知识,报道受军法处罚的案件,这也是我党我军最早的法制宣传。文艺副刊“俱乐部”则有“客家山歌”“红军歌曲”“猜谜语”等栏目。例如1933年10月第9期,该报发表后方群众写给前线红军的客家山歌:
一双草鞋一片心,难为后方姐妹们;
穿上草鞋跑的快,红军哥,赶快冲上南昌城。
该报第15期发表了前线红军战士写给后方姐妹的山歌:
多谢姐妹一片心,百万草鞋送我们;
穿上草鞋打胜仗,同志们,缴枪十万谢你们。
《红星》报由于栏目众多,内容丰富,生动活泼,深受红军指战员和人民群众的欢迎。如在1933年9月,第五次反“围剿”前夕,《红星》报第8期的《红星号召》专栏,发表了周恩来、朱德、叶剑英提出的为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而捐献公谷费的倡议,很快就得到了红军各军团的热烈响应,不仅公谷费自愿如数捐出,而且连伤病员也纷纷捐献了节余的休息费,支援革命战争。深受广大红军指战员喜爱的《红星》报,仅在江西苏区,发行量最高曾达到17300份,有力地配合了苏区党、政和红军的各项中心工作。
1933年8月13日,《红星》报第四版“红军故事”栏目用了整版篇幅,发表了毛泽东以“子任”为笔名撰写的《吉安的占领》一文。毛泽东用了2000余字,详细地回顾了红一方面军成功占领江西吉安的全过程,深刻地总结了攻吉战役的重要经验。文章通篇贯穿了“集中兵力歼灭弱敌”等行之有效的运动战、游击战军事思想。文章发表后,立即在红军广大指战员中引起了强烈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