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2月初，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来到瑞金的叶坪，为红军烈士纪念塔举行揭幕典礼仪式。典礼结束后，周恩来送了一盏马灯给邓小平，以便他晚上写文章、编报纸之用。对于周恩来的馈赠，邓小平十分珍惜，用笔在马灯油壶的底部写下了“1933年邓小平用”几个字。这盏马灯几经辗转，如今以成为邓小平创办《红星报》的历史见证和珍贵的革命文物。
在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广大军民称《红星》报是“一面大镜子”“一架大无线电台”“党和红军工作的指导员”和“红军俱乐部”。该报在当时红军队伍中的影响之大，受欢迎程度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长征途中的耀眼“红星”
1934年10月，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红色中华》亦暂时停刊，而《红星》则继续编辑、发行，成为在长征途中一颗耀眼的红星。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作为唯一一家中央级报纸，《红星》报克服重重困难，坚持油印出版，生动地记录了红军长征中的大事、要事，歌颂了红军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宣传了党的方针、政策。
1934年10月，《红星》报编辑部跟随红军主力部队长征，并继续出版。由于条件极为艰苦，报纸由铅印改成了手刻蜡版油印，每期七八百份，发到连队，前后共出长征专号28期，对红军起了重要的鼓舞作用。1934年10月20日，《红星》报发行了长征中的第1期油印报纸，其中《突破敌人封锁线，争取反攻敌人的初步胜利》《当前进攻战斗中的政治工作》等文章，起到了积极的战斗动员作用。1934年11月7日，《红星》报针对个别部队纪律松懈、违反群众纪律的现象，刊登了加强党和军队组织纪律的文章，对加强党的组织纪律，教育党员干部和红军指战员切实保护群众利益起到了重要作用。
当时，《红星》报编辑部一共只有四五个人。其中，主编1人（遵义会议之前为邓小平，遵义会议后由陆定一接任），编辑赵发生刻蜡版，一人搞油印，两人挑报箱。赵发生回忆说：“《红星》报工作人员用两条扁担，挑着4个铁皮箱子，随着中革军委日夜行军，挤出时间办报。铁皮箱子里装着办报的全部设备：1台钟灵牌油印机（因为太重，走到湖南时就把它扔掉了，买了1台轻便的手滚油印机）、几盒油墨、几筒蜡纸、两块钢板、几支铁笔和一些毛边纸等。就是这样，他们每天都要走80里路，最多的时候要走180里。他们在行军途中构思文章，一到了宿营地，铁皮箱子就是办公桌，然后写稿、编报、刻印……经常在国民党飞机轰炸中，支起摊子，坚持工作。”从中央苏区带出去的毛边纸用完后，在进入藏族地区时，曾在印过藏文的纸张背面印报。
《红星》报通过简短的消息和通讯，及时传播了红军长征路上一个又一个喜讯，如《遵义新闻》《红军占领桐梓城》《王家烈叫救命》《我们已经胜利的渡过了大渡河》《红星奖章奖给火线上的英雄》等等。这些宣传报道给了广大红军指战员以很大的鼓舞和力量。1935年1月15日《红星》报以大字标题报道的《军委奖励乌江战斗中的英雄》，就很鼓舞人心。时任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政委的杨成武在《忆长征》一书中提到这篇报道时说：“文字就这么简单，没有什么形容词，几乎都是名字，可是这些金榜题名的英雄，都会像乌江的流水那样，扬名在历史的长河中。”
1934年底至1935年春，中央红军在贵州期间出的几期《红星》报，每期两版或四版，刊期不定。报纸版面不大，但栏目多，内容生动活泼。对富有传奇色彩的红军强渡乌江天险的战斗，《红星》报以通讯《伟大的开始——1935年的第一个战斗》，作了翔实的记载。对贵州军阀王家烈和他的“双枪兵”节节败退的狼狈相，报上有一系列生动的叙述。1935年2月再占遵义时，取得了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报纸详细报道了战斗成果：总计击溃敌20余团，敌死伤千余，被俘2000余人。我军缴获机关枪30余挺、步枪3000余支、子弹30万发……同时用一个版的篇幅，以《把遵义战斗中的模范营连写在红板上》为大标题，报道了一些基层单位的战斗事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