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遵义县革命委员会的成立，《红星》报倾注了巨大的热情。在1935年1月15日的报上，以半个版的篇幅报道了成立大会的盛况，报纸写道：“在推举大会主席团之后，首先由筹备处代表报告筹备的经过，接着便是朱总司令、毛主席、李主任的演说。他们以最清楚而通俗的言辞，阐明了苏维埃红军的主张，揭露了反革命的罪恶与欺骗”，“朱、毛、李三同志演说后，还有本地一个木匠工人和一个妇女同志的演说。最后的演说者是一个遵义籍的红军小同志”，“他过去是一个贫苦无靠的儿童，当红军不过两年的工夫，现在他已经能够写墙报看报纸了。特别是他在演说时，内容的丰富，使听众更加认识了红军，红军不但是工农利益的保护者，而且是工农的学校”。报道中还公布了遵义县革命委员会委员的名单。报道最后写道：“散会后，由红军篮球队与三中篮球队举行了友谊比赛……”试想一想，如果没有《红星》报，这些珍贵的事实和生动的细节就很难留下了。
在贵州出版的《红星报》上，还可以读到一些有意义的新闻，如红军到达仁怀县城时，各界群众派了50多位代表，“抬了肥猪3头、茅台酒一大罐送到总政治部慰劳红军”。“赤水工人于1月16日夜间暴动，高呼革命口号，焚烧了军阀侯之担的住宅。红军在黎平县城召开群众大会，并向劳苦群众分发粮食、衣服、棉絮等等”。这几期报纸刊登的社论，深入浅出地阐述了党的主张和相关政策。报上还登载了一些国内外大事，使红军战士在艰苦的行军打仗之余，也能通过报纸了解国内国际时事。
《红星》报还生动报道了两大方面军会师的喜讯，消息中说：“‘太阳’纵队21日在懋功开了一次干部同乐会，四方面军驻懋功部队的干部亦全部参加。在未开会之先，唱歌呀，谈话呀，两方面军干部互相谈说战绩，整个的会场，充满着欢快的表情。同乐大会正式开幕了。首先是党中央和总政治部的代表博古与朱总司令的演说，告诉了全体干部目前的有利处境，两大主力会合的意义，与我们的战斗任务。接着，便是５大碗的会餐。这时有同志起来报告‘猛进’剧社到了，掌声大起，表示欢迎他们的盛意。会餐以后，晚会开始。首先有‘火线’剧社的小同志的唱歌和跳舞，接着有‘火线’剧社与‘太阳’纵队的一些名角演《十七个》的名剧。最后，‘猛进’剧社表演《破草鞋》。这两出戏无论在剧情上或者在艺术上都是成功的。边章五同志的京调，李伯钊同志的跳舞，都博得了大家的各处的掌声。会场空气盛极一时，为反攻以来第一次！……‘太阳’篮球队与四方面军驻懋功部队的篮球队举行友爱的比赛，开始是分开打，以后又混合打。球艺虽由于双方的长期行军与作战而表现得生疏，但活跃的精神，英勇的表演，处处都显示出百战百胜的英勇健儿的大好身手！”这一喜讯很快传遍了两个方面军的机关、连队和川西北的县城，夹金山下顿时沸腾了。
长征中的《红星》号外
鲜为人知的是，1934年11月7日，《红星》报出版了长征途中唯一的一份号外报。这张号外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既不是报道重大新闻，也不是重要消息，而是刊登了宣传加强党的军队组织纪律的内容。标题是《本报号召创造争取群众工作的模范连队》。这是一张特殊的号外报，说明了红军当年之所以能经受千辛万苦，历尽艰难险阻，取得长征的胜利，其根本原因是党和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与铁一般严格的纪律，即使在今天，也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全文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