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对于中国艺术品的认知提升，还要感谢大量汉学家。比如法国汉学家雷慕沙，他翻译过《中庸》，并替皇家图书馆编译中文图书目录，他懂得汉语、满语和鞑靼语，使汉学成为具有专业水准的科学。还有沙畹，他是世界上最早整理研究敦煌与新疆文物的学者之一，他用一生的时间翻译《史记》、研究中国佛教，考察文物、碑帖，尤其是他对出土简牍的校正和西夏文的识读，曾对中国学者罗振玉、王国维等人的研究产生过重大影响。不得不提的还有拉斐尔·彼得鲁奇，他是法国著名远东艺术史权威，沙畹的学生，曾受聘大英博物馆东方版画与绘画分部，并负责过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期间所获敦煌绘画品的整理与考释，发表《斯坦因考察队所获敦煌佛教绘画》等论文，留有大量敦煌研究手稿。当然还有大家更为熟悉的伯希和。他们这些汉学家为当时收藏中国文物的博物馆编制文物的目录，写各种的研究文章，极大地提升了中国艺术品的品质。
正是在伦敦的这次中国艺展上，中国也为展品编制了详细的图录，尤其是铜器、瓷器、书画等的图说，为了向西方讲清楚中国艺术的价值与精髓，全部实现与当时的潮流接轨，聘请了著名的学者写了专门的介绍文章。
文字传递观念。艺术品或文物赋予观念以可见的形态。假如文字传递的观念是模糊的，缺乏感受力的，艺术收藏正可以纠正错讹，清晰观念。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伦敦的中国艺展，并不仅仅是一个收藏史或艺术史的事件，更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人类文明的交流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