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不赞同笼统地说“中国古代没有科学”，他严格区分古代科学和现代科学，认为中国只是没有独立发展出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其古代科学（尤其是技术）是非常发达的，而且比欧洲更为发达。所谓现代科学，最为重要的内核是“把理性与经验结合起来，把经受住受控实验检验的关于外在世界的假说系统化”（124页），简言之，数学假说与受控实验密切结合。这是中国古代科学并不具备的特征。他的研究认为，中国人发明的指南针、造纸术、火药、机械钟、铸铁、马镫、肩套挽具、船尾舵、桨轮船等经过种种渠道传到欧洲，对欧洲的科学发展做出了贡献，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他说：“倘若没有造纸、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西方如何可能从封建制度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136页）也许有人会问：为何这些发明能改变欧洲，却不能改变中国？李约瑟的解释是，中国社会有某种自发趋于稳定的倾向，而欧洲则有一种内在的不稳定性。“中国一直在自我调节，如同一个缓慢改变平衡的生命有机体，或者一个恒温器——事实上，控制论概念大可用于这样一种文明，它经历了各种天气的考验而保持稳定，仿佛装有自动导向器或反馈装置，各种动荡过后即恢复原状，甚至是那些重大发现和发明所带来的动荡。”（107、108页）金观涛、刘青峰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尝试以控制论来解释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或许曾受到李约瑟的启发。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是“趋于稳定的倾向”，还是“超稳定结构”，都不同于“停滞的帝国”这一常见表述。李约瑟特别指出：“事实上，‘停滞’一词根本不适用于中国，那纯粹是西方的误解。传统中国社会显现出一种持续的总体进步和科学进步，只是在欧洲文艺复兴之后才被指数式发展的现代科学迅速超越。用控制论的术语来说，中国社会是自动平衡的，但绝非停滞不前。”（189页）
李约瑟本人明确反对像任鸿隽、冯友兰等人那样单纯从人心、哲学上来解释为什么中国未能发生科学革命，他说：“科学突破只发生在欧洲与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在社会、思想、经济等方面的特殊状况有关，而绝不能用中国人的思想缺陷或哲学传统的缺陷来解释。”（177页）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在社会、思想和经济等方面的特殊状况，李约瑟的论述，大体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相应地，中国在这些等方面并不具备相似的因素，反倒存在着抑制性的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地理上的，“欧洲实际上是一个群岛，一直有独立城邦的传统。这些传统以海上贸易和统治小块土地的军事贵族为基础，欧洲又特别缺乏贵金属，对自己不能生产的商品，尤其是丝绸、棉花、香料、茶叶、瓷器等等有持续的欲望”，而中国是一大片连起来的农耕陆地，很早就形成了统一的帝国，丰富的资源能实现自给自足，向外求取的动机并不强烈（109页）。
第二个因素是社会结构和政治方面的。他相信，欧洲的科学革命以及一系列的社会变动，最终要落实到封建制度的衰落和资本主义的兴起，“没有宗教改革就无法想象文艺复兴，没有现代科学的兴起就无法想象宗教改革，而没有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社会的兴起与封建制度的衰落和消失，这一切都是不可想象的”，所以“若想解释中国社会为何没能发展出现代科学，最好先解释中国社会为何没能发展出商业的和工业的资本主义”（27、28页）。尽管他不同意魏特夫在后期著作《东方专制主义》中把一切权力滥用都归咎于官僚制度，但他认同魏特夫早期著作《中国的经济与社会》中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亚细亚官僚制度的论述，“中国历史上公共工程（河流控制、灌溉、运河开凿）的空间范围一再超越了个体封建诸侯或原始封建诸侯的领地界限”，“水利社会总是倾向于中央集权，也就是用官僚制度来统治遍布各地的‘部落’乡村”（189页）。中央集权虽然有助于对某些科学领域的发展提供国家支持，但是官僚主要由儒家知识精英充当，“重义轻利”的价值观不仅使逐利的商人处于边缘地位，“君子不器”的价值观也使科学家和工匠处于附属地位，“中国文明中绝不可能出现一种以商业为主导的社会秩序”（183页），其结果是“即使是富商人家的孩子，其唯一志向也是做官”，“商人阶层显然不可能获得像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商人在国家中的那种权势和影响力”（2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