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四年来，我曾四处投书，毛遂自荐，或如石沉大海，毫无回音；或间有回函，但不见援手；或偶见一线光明，却往往功败垂成。总之，怜惜者无有其力，有力者缺乏悲悯，世态炎凉，命运曲折，任你上下四方一番折腾、挣扎，尘埃落定之后，发觉自己仍在原地踏步。如今蒙程先生的垂顾，我将可掀开人生新的篇章。
接下来我就开始准备复习迎考。这一年夏季，我去上海师范学院古籍所开会，程应镠先生指定刘昶负责《宋代思想史》这个项目，刘昶当时已写成《张载政治思想》一文，送我一份打印稿。不久，刘昶来寒舍访我，送我一些英语考试复习资料，并谈及暑假去北京，随农村研究专家杜润生搞社会调查。1981年，刘昶已在《历史研究》发表《试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声名鹊起，无疑是一位历史学领域的青年才俊，享誉京沪两地。那年在邻近我家的南京东路集邮商店中购到这本杂志，拜读之下，不禁令人仰慕不已。
1985年1月，我复去上海师范学院古籍所开会，程应镠先生宣布《宋代思想资料》共编十辑，至1988年完成。刘昶其时燕尔新婚，送我两包喜糖，盛情可感。出人意料的是，刘昶当时还交给我一枚钥匙，让我在考研之时可提前一天居住在他的学校单身宿舍内，免得往返途中，耗费时间与精力，并再三说：“这样方便，不要见外。”这种雪中送炭的周到帮助，使我十分感动。我想：程师门下的年轻弟子犹有如此高风亮节，更加令人不觉产生一种对程应镠先生的敬仰之情。学术界青年才俊历来并不鲜见，但往往恃才自傲，偶然如有一些分歧争执，甚至不免揎衣攘臂，血脉贲张。刘昶却是一位矜平燥释、温润如玉的君子，他是我的终身好友。
2月12日我提前来到上海师院，之后三天参加六门课目考试，分别是政治、英语、中国历史、现代汉语、古汉语、文史哲综合知识。其中现代汉语的考试题目：一是论知识分子的责任，二是针对唐人刘禹锡《石头城》这首诗作文一篇。这正是程应镠先生选拔考生的独特方法：单刀直入，就是考你文章写得如何，唯有在不同体裁的文章中才能显示考生的学养、才华及见识。不言而喻，那些文章通达、思路清晰的考生，将来才有进行学术研究的潜力。古汉语考试内容是标点《宋史·薛居正传》影印件一份，其次标点及翻译两段古文。这是学术研究的基本功。最后一天所考的“文史哲综合知识”，我大概是提前一个小时就交卷走出试场的。总之，这次我赴试得心应手，自己觉得比较满意。
4月下旬我复赴上海师院古籍所按程序参加面试，程应镠先生满脸笑容，对我的笔试成绩连称满意。7月我收到录取通知书，9月初进上海师院入学报到。在全校研究生的开学典礼上，程应镠先生作了语重心长的讲话，勉励莘莘学子应该立大志，立远志，“勿为小名小利所动”。
入学之后，程应镠先生开课两门，亲自讲授《资治通鉴》、魏晋南北朝史，旁征博引，非常引人入胜。他对古籍所的研究生进行高难度的学术训练，要求每人必须仔细阅读《资治通鉴》，并参照部分廿四史，找出司马光撰写《资治通鉴》时所使用的史料来源，比勘异同，发现问题，写成札记，从而完成课程作业。这种训练，简直就如同一种“苦役”。当时几位同学整日伏案勤读，看累了，仰卧在床上仍然手不释卷，常常为发现不出问题而抓耳挠腮，愁眉不展。
后来师母李宗蕖先生告诉我：程先生青年时代读书非常用功，甚至婚期临近浑然不觉，原来他正沉醉在阅读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之中。我想：这与明代哲学家王阳明几乎十分相似。当年王阳明即将成婚，而家人发现新郎失踪，急忙四处寻找，最后才发觉王阳明原来在道观中与道士论道。终身对学问孜孜不懈地追求，以致浑忘世俗之事，这大概是古今真学者的共通之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