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人生无常，1987年5月，程先生还在为我们讲授“中国历史与中国文化”，同年10月却因颈椎旧伤发作，不得已住进华东医院病房。我那时问讯也去陪夜。因为是高干病房，室内比较宽敞，晚上我在病床旁的地上展开卧具休息。待夜半程先生醒来，扶持他进盥洗室一次，随后再倒一杯温水，让程先生服药。师恩如山，为弟子者何尝不想仰答大恩大德？夜半人静，闻吾师謦颏而顿生阵阵亲情，见吾师病态而深感天道不公，丝毫不觉有“弟子服其劳”之烦琐也。
1985年秋季入学之后，我抓紧时间泡在师院图书馆内，阅读《影印宋碛砂版大藏经》等许多典籍文献，增补我正在撰写的学术专著。待到1987年11月，拙著《中国古代气功与先秦哲学》已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不久，该书获华东六省一市及上海市优秀图书的两个二等奖。后来，又在台湾桂冠图书公司出版繁体字本，收入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杨国枢、李亦园主持的《中国人丛书》，大陆学术著作只有三本入选，另外两位作者是任继愈教授、方立天教授。至此，我十年寒窗，总算初战告捷，亦可告慰大力提携我的恩师程应镠先生。
程应镠先生的祖籍是江西南昌北郊新建县。先祖功名显赫，诞生过湖广总督程矞采、江苏巡抚程焕采、安徽巡抚程楙采等封疆大吏，有“一门三督抚”之美誉。这不仅在《清史稿》中有具体翔实的记载，读者还可以从翁同龢之父《翁心存日记》中找到程先生先祖与晚清名臣林则徐等人交往的文字记录。出身于这种名门望族的程先生，饱受世代书香之熏陶，自然具有大家风度，胸襟广阔，为人处世每每显示出“达则兼济天下”之气概。
程应镠先生1935年考入燕京大学历史系，次年参加北方左翼作家联盟，并成为燕京大学“一二·九文艺社”负责人，主持名为《青年作家》的文艺刊物，行走在历史研究与文学创作之间，足见他才华横溢而抱负不凡。抗战爆发后，程先生赴山西临汾参加八路军115师343旅686团工作，编印刊物、宣传抗日。1938年9月，程先生转入西南联合大学继续学习，于1940年毕业。新中国诞生前，程先生任上海光华大学和政法学院教授，是民盟上海市支部组织委员会副主委。1954年，程先生调至上海师范专科学校担任历史科主任。1958年，程先生被错划为“右派”。之后，经过各种“劳动学习班”、“隔离审查”，至1972年，参加上海师范大学廿四史标点组，标点《宋史》《尉缭子》《荀子简注》《国语》等典籍，尤以《宋史》标校用力最多。
1983年，他出任上海师范学院古籍研究所所长之后，针对古籍整理青黄不接、后继乏人的局面，在上海师院历史系、中文系中特地选拔一批学生，组成古籍整理班，进行重点培养，专门聘请邓广铭、胡道静、苏渊雷、杨廷福、赵俪生、漆侠等一大批名师，发挥各位专家的专长，传道解惑，开拓年轻学生的眼界，使他们能够快速成长。
令人感慨的是：程先生当时聘请的专家不单单是享有大名的各类专家，而且还刻意挖掘、延揽一些学有专长，却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一时还沉沦社会底层的学者，如专攻《左传》的李家骥先生等人，进入上海师院为研究生授课。他还出资为他们油印个人著作，以作教材，培养学生，提供种种方便。恰如王阳明所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使有一物失所，便是吾仁有未尽处。”
程应镠先生为人慷慨豪迈，交友甚广，对待友人尽显一片真性情。平日往来应酬，总是热情招待，偶或囊中羞涩，纵然借贷亦要尽主人待客之道。七十年代，沈从文先生自北京来沪，欲与老友巴金相聚叙旧，程应镠先生当时景况尚未全面好转，闻讯即让师母在某西餐厅订座，诚邀巴金先生与沈从文先生相晤餐叙。至今思来，亦是一段文坛佳话。
程应镠先生对待友人的这种至情至性，在学界亦是有口皆碑。记得曾任上海古籍出版社资深编辑的叶笑雪先生有一次对我说：“你的导师程应镠先生对人极友善，人脉又广泛，友人在背后喜欢称他为‘通天教主’。”叶笑雪先生是浙江江山人，与徐森玉、谢稚柳等沪上名家关系密切，解放初期，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当过所长李亚农的助手。上世纪五十年代他被打成右派，遣送回老家。七十年代末期被平反，在上海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协助王元化先生进行编纂工作。叶先生对佛学、诗学皆有很深的造诣，半生坎坷曲折，不能一展抱负，故平日纵论当世人物，谈锋凌厉，往往有“一肚皮不合时宜”，他与我的恩师程应镠先生素不相识，却罕见地表示好感，亦可谓大不易也。这也证实了孔子之言：“德不孤，必有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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