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俄罗斯征服中亚的动机，霍普柯克只给出了几个流传甚广却经不起推敲的说法。其一是至今仍具有相当影响力的“棉花危机”说，指美国内战带来的棉花短缺促使沙皇下定决心南下，旨在得到中亚的棉花种植地。这一说法是根据列宁为宣传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恶行而采用的史观，极大地影响了苏联对俄罗斯帝国史的书写，使得苏联史学家以及大部分西方史学家都从经济角度来诠释俄罗斯帝国向中亚的扩张。事实上，近年来已有中亚经济史学家指出，在俄罗斯征服中亚之前，当地出产的是一种不适宜大规模加工的短绒棉，直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之后，俄罗斯在中亚引进适宜工业加工的美国长绒棉，突厥斯坦才成为棉花种植的重镇[可参阅贝阿特丽切·佩纳蒂，《俄罗斯突厥斯坦的棉花热潮和土地税收（1880年代至1915）》，Beatrice Penati，“The Cotton Boom and the Land Tax in Russian Turkestan (1880s-1915)”，2013]。更重要的是，美国内战带来的棉花危机丝毫不能解释俄罗斯在1860年之前进军哈萨克草原的行动。
说法之二是霍普柯克在“塔什干雄狮”一章提到的“先斩后奏”，指俄罗斯在中亚的大规模扩张是由于前线“好斗”的俄罗斯军官——尤指米哈伊尔·切尔尼亚耶夫（Mikhail Cherniaev）——急于立功，他们在未得到圣彼得堡批准的情况下擅自行动、先斩后奏，使得俄罗斯帝国的边境在看似偶然的情况下不断南进。这一说法在西方史学界流传甚广，被视作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的“返祖现象的帝国主义”（imperialism as atavism）的一种形式，意指某些帝国的扩张是在一些“在位之人”（Man on the spot）的擅自行动和争强好胜之中进行的，而非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帝国主义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Imperialism，1918）。然而，如果对十九世纪前半叶俄罗斯帝国的扩张史稍加考量，就不难推测出，这一说法其实是当时的圣彼得堡为应付欧洲舆论、推卸武力侵略的责任而编造的借口。俄罗斯在中亚的每一次行军都花销巨大，需要大量的人力、马匹、骆驼和火炮，这绝非以“偶然”或“好斗”就可以解释的行为。俄罗斯攻占塔什干背后更有可能的动机是，在哈萨克草原难以防守的情况下，俄罗斯意在通过向河中地带扩张，寻找绿洲的定居文明（浩罕汗国和布哈拉汗国）和一道自然屏障（阿姆河）作为可靠的边境线。一面是列宁主义史观，另一面是俄罗斯帝国编造的借口，霍普柯克选择的这两面都对厘清俄罗斯进军中亚的脉络毫无裨益。
除此之外，霍普柯克还给俄罗斯向亚洲进军找了一个相当深远的动机：“黄祸”——俄罗斯受到金帐汗国长达两个多世纪的统治。《大博弈》以俄罗斯被成吉思汗的铁骑攻克开头，谈到金帐汗国的统治、“成吉思汗帐下那些矮小残暴的游牧骑兵”在俄罗斯人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创伤，使得俄国人一方面可以忍受东方式的“专制统治”，一方面排外且恐惧东方人。俄罗斯为了保证真正的安全，必须要消灭蒙古人的威胁，向亚洲进军。这一观点，同样是对俄罗斯历史的误读。蒙古帝国的确对俄罗斯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将其视为俄罗斯征服中亚的动机就是无视其他欧洲帝国对亚洲文明的殖民，同时也无视了苏联初期对中亚各加盟共和国的积极扶持与互动。
总之，“大博弈”传说突出了英国在中亚的地位以及英国与俄罗斯在中亚的对立，却从未提及双方的合作与沟通；霍普柯克对历史的解读大部分基于英语材料以及一整套陈旧的史观：东方总是残暴而专制的，俄罗斯总是野心勃勃而难以预测的，而英国似乎永远是“大博弈”里高贵的一方。此书最值得反思的一点是将帝国的行动当成历史的绝对主角。在这样的叙事中，中亚本土文明被完全边缘化，中亚人被形容为任人摆布的棋子，而棋局两边只有英国与俄罗斯两位棋手。读者的目光完全被遇难的情报官、好斗善战的军官和智慧的帝国外交官所吸引，而中亚本土的历史却被掩盖在了宏大叙事之后。所以，“大博弈”的真正牺牲品并不是那些霍普柯克笔下如圣徒般殉难的帝国人，而是沉默的中亚、想象的东方。这个东方是萨义德《东方学》中 “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的东方，这也是吉卜林在《基姆》中“能与东方人打交道的只能是我们（欧洲人）”的东方。“大博弈”一词在当下的流行也有一定的警示意义，在2006年的再版序言里，霍普柯克认为，美国和俄罗斯正在中亚进行一场“新的大博弈”以争夺油气资源。尽管苏联解体后中亚已经成为一个个独立国家，在这样的叙事中，中亚似乎又回到了一个世纪前被动且边缘化的地位。如何越过“大博弈”框架及其惊心动魄的故事来重新研究历史，把书写中亚的话语权交还给中亚，这才是阅读《大博弈》时最重要也是最值得思考的一点。 ■
录入编辑: 朱嵘
